我们都跟山鲁佐德的丈夫一样，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也正因此，小说的脊柱就不得不是个故事。我们当中有些人除了故事一概不要——我们除了*原始的好奇什么都不剩了，那我们其余的文学判断自然也全都荒唐不稽了。现如今故事也有了个定义：它就是对依时序安排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正餐在早餐后面，星期一完了才是星期二，死了之后再腐坏，如此等等。作为故事，它只能具有唯一的优点：让读者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反过来，它也只能有一个缺点：搞得读者并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故事不过是个故事，那么加诸其上的也就只能有这两种评判了。它是*低级*简单的文学机体。然而对于所有那些被称作小说的异常复杂的机体来说，它又是至高无上的要素。
　　如果我们照此将故事跟故事的发展所需要的那些高贵的侧面剥离开来，用镊子单把它夹出来——那就是一条蜿蜒扭动，无始无终的赤条条的时间之虫——看起来真是既不可爱又无趣味。可我们仍然可以从它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就先从它跟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面开始吧。
　　日常生活同样充满了时间感。我们会觉得事件一发生在事件二之前或之后，这种想法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转悠，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言语和行为都是在这一假定中进行的。是大部分的言语和行为，并非全部；生命中还有些东西处在时间外面，图方便我们可以称其为“价值”，价值不用几分几小时计算，而是用强度来衡量，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往昔时，我们看到的才并非一马平川的回头路，而是有几座醒目的高峰巍然耸立，当我们瞻望未来时，未来才有时像是一堵墙，有时乌云笼罩，有时阳光灿烂，可绝不会是张编年图表。记忆和期望都对时间之父毫无兴趣，而且所有的梦想家、艺术家和情人也都能部分地逃离他暴政的统治；他可以杀了他们，可就是没办法争得他们的注意，而且就在毁灭降临之际，在塔楼上的大钟积攒起全副精力拼命敲响的当口，他们兴许还在瞅着别的地方。所以说，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组成的——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且我们的行为也反映出这种双重标准。“我只见过她五分钟，可已经值了。”这一句话里就包含了双重的标准。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而小说能做的——如果是好小说——就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靠什么办法容后讨论。小说，同样也奉行双重标准。不过在小说中，对时间的效忠是强制性的：没了它也就写不成小说了。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未必：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不过某些特别的神秘主义经验却暗示出这种未必，暗示出我们假定星期一后面肯定是星期二或者死了以后必定腐坏其实大谬不然。在日常生活中的你我，总有否定时间存在并照此行事的可能，哪怕我们因此在同胞眼里成了怪物，并被人家送进他们称之为疯人院的所在。可一位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结构中却绝无可能否认时间的存在：他必须附着于他的故事线索之上，不管附着得多么轻微，他必须触及那条无始无终的绦虫，否则他就成了怪物，无人能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铸成了大错。
　　我竭力避免将时间哲理化，因为（专家们警告我们）这对门外汉来说可是*危险的爱好，比谈论空间要致命得多；就连很多杰出的玄学家都因为对时间持论不当而栽了跟头。我只想解释一下，就在我演讲的此刻，我可能听到时钟的滴答走动也可能听不到，我可能保有亦可能失去了时间感；可在一部小说中却总有一个时钟在滴答走动。尽管作者可能很不喜欢这玩意儿。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力图把她的时钟藏起来。斯特恩在《项狄传》中把他的时钟倒了个个儿。马塞尔·普鲁斯特则更有创造性，他不断把指针调来调去，这么一来，他的主人公在同一段时间内就既能招待情妇用餐又可以跟保姆在公园里玩球儿了。所有这些策略全都合法，可没有一种跟我们的论点相抵牾：小说的基础就是个故事，而故事就是对依时序安排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顺便说一句，故事可不能等同于情节。故事可以构成情节的基础，可情节属于更高一级的有机体，这个容后详述。）
　　谁能给我们讲故事呢？
　　当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对司各特这位小说家的态度可说是泾渭分明。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他，而且很难理解他为何能享誉如此持久。至于他生前得享盛名——这不难理解。当时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如果我们的讲座是依年代进行的话倒是该详细讨论一下。可是在我们把他从时间之流中钓出来，把他安置在那个圆形房间里跟其他小说家一起写作之后，他也就没那么突出了。相形之下，他心胸凡庸、文体重浊。他不会构思。他既缺乏艺术的客观又了无激情，而一个全无这两种禀赋的作家又如何能创造出能深深打动我们的人物？艺术的客观——这要求容或有点苛求古人。可激情——这要求绝不算过分吧，想想看，司各特所有那些勤勉堆起来的崇山、辛苦挖出来的深谷以及小心翼翼荒废了的修道院都在呼唤着激情，激情，可结果就是没有激情！如果他有激情的话，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那时候不管他的文体有多么笨拙或是有欠自然，都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他只有温吞的内心、绅士的情感，还有对乡村深思熟虑的爱好；这种基础可创造不出伟大的小说。而他的磊落——比没有更糟，因为那纯属一种道德和商业上的磊落。有了这个他也就别无他求了，他做梦都想不到世上可能还存在别一种忠诚。
　　他得享盛名有两个原因。首先，许多老一辈的人在年轻时就听人大声朗读他的作品；他于是跟幸福的感伤回忆纠缠在了一起，与苏格兰的假日或居留密不可分了。他们热爱他，就跟我曾经热爱并至今未能忘情于《瑞士的鲁滨孙一家》 的原因完全一样。即便眼下，我也能就《瑞士的鲁滨孙一家》发表一次热情洋溢的讲座，因为孩提时代我真是太喜欢它了。当我的大脑已经完全衰朽，我也就不会再为了什么伟大的文学操心受累了。我将重返那个罗曼蒂克的海角，在那里“我们的船被骇人的风浪所毁”，从中走出四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英雄，跟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母亲一道，还有一块坐垫，里面装载了足够在热带生活十年所需的一切用具。那是我永恒的夏日，那就是《瑞士的鲁滨孙一家》对我具有的意义，这是否也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于诸位当中的某些人来说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他的意义当真不止在于童年快乐的记忆吗？除非我们的大脑真的衰朽了，当我们试图理解什么是好书时，难道不该先把所有这类玩意儿撂在一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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