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元在永州的日子，身心俱疲，苦不堪言。那渴望赦免还京的心声，语调极其卑微可怜，使人可以想见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与苦痛。所幸，除了以屈原自比，仿《离骚》赋诗明志之外，“永州八记”更记载了宗元心境上的转变，使人们得以深刻认识这位文学家因痛苦而伟大的心灵。
　　元和十年（815），宗元四十三岁。前一年十二月，宪宗终于下诏追王叔文党赴都。于是宗元在次年正月登程赴长安，沿途皆有诗，充满喜悦兴奋之情。尤其是挚友刘禹锡亦奉诏北归，二人至襄州会合同行，仿佛将获得政治新生命。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朝中虽有宰相武元衡极力支持宗元等人，但宪宗及保守派仍不肯松手，三月，宗元等人不但没有除官复职，反而再被贬为远州刺史。刺史官阶在司马之上，但所授辖地，却更加偏远，根本就是明升暗贬，雪上加霜。这次，宗元被调迁柳州刺史，辖区在今广西柳州，比永州更为偏僻，乃真正的蛮荒之地。
　　当时刘禹锡被授为播州刺史，宗元以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地远，禹锡母老不能远行，自请以柳易播。此事经中丞裴度力谏，宪宗终于首肯，改授禹锡连州（在今广东省）。宗元这番诚恳的友情，相当令人感动，由此也可知宗元实乃性情中人。随后宗元启程赴柳州，禹锡一路偕行，到湘水边两人才赋诗分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词情剀切，隐含无奈与辛酸。
　　元和十年六月，宗元到任柳州刺史。刺史比司马较有权责，在惨淡的心情下，宗元仍善尽地方父母官之职，整治柳州，因俗施教，政绩卓著。譬如改革当地的奴婢制度，改以佣工抵偿，使百姓儿女得以赎身，即其一大德政。衡湘以南的进士，都以宗元为楷模。柳州居民也相当敬重他，在他死后，还建祠祭祀。
　　宗元在柳州前后五年，*后死于任上，得年四十七，时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或说十一月）。在这五年中，宗元的健康耗损更大，甚至一度感染霍乱。亲友方面，随宗元来此地读书的堂弟宗直病逝，宗一也离别而去；宗元所抚养的甥女崔瑷病卒，次姊婿裴墐、岳父杨凭也先后亡故。这些都使得宗元十分伤感。所幸与贾鹏山人、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使其于佛理更为通透了悟，而遨游山水、莳花植木，也稍稍慰解其困顿的心灵。因此，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在情调意境上，就比永州时期较为疏朗平淡，显示了宗元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
　　宗元病重时，尝留书给好友刘禹锡、韩愈，安排自己去世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及编纂文集诸事。宗元有子、女各二人，长子周六，当时只有四岁，次子周七为遗腹子，宗元卒后所生。宗元被贬永、柳州时，颇挂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后嗣。因为原配杨氏早亡（亡于婚后四年，时年二十三岁），所以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屡屡以“茕茕孤立，未有子息”为念，希望能够北迁，以便“就婚娶，求胤嗣”。但宗元似乎未正式续弦。周六、周七可能是侧室所生，周七据说由韩愈抚养。柳氏一支至此，可说家道衰落，令人不胜唏嘘。宗元卒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始归葬于京兆万年县祖坟。系由舅弟卢遵治其丧事，桂管观察使裴立行资助归葬，韩愈为其作墓志铭。文集则由刘禹锡编纂而成，题为《河东先生集》。
　　二柳宗元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作品类型繁多，包括诗歌、辞赋、寓言、论、说、传、山水记等各种体裁。而历代学者*看重的是宗元在议论方面的长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说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此等精神形诸辞章，便构成其“雄深雅健”的文笔风格，其作品在思想层面、篇章结构、字句锻炼等方面，都有大家风范。综合学者所论，宗元文学作品的优越成就有下列几点：
　　（一）思想深广，统合儒佛。宗元熟读经史诸子，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又兼学佛理，这和韩愈的排佛极为不同，但也更显现出宗元思想的活泼自由。宗元尊崇儒家学说，而他的《天说》《天爵论》《封建论》等文章，却重新厘清了历来儒家的“天人合一”“圣人之道”的观念，主张“以人为本”“顺人之意”。这和传统以及当时儒者的看法颇有出入，然以今观之，却相当具有自然哲学的概念，同时也较符合民主、民权的政治思想，和儒家的“仁政爱民”并不违背。宗元强调仁政爱民，还可以从《捕蛇者说》等杂文看出，在这类作品中，宗元每每借着庶民百姓指陈苛政，揭露社会的弊端，充分显露出其仁民爱物的胸怀。
　　在佛教思想方面，唐代文人与僧徒多有往来，特别是中唐以后，文人学佛修禅，蔚为风尚。为了佛教，宗元还曾经与韩愈辩论一番。宗元接触佛教，殆有家庭背景渊源，但他流放永州、柳州，则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习佛不仅使他调整了心态，从自怨自艾转为“乐住山林”，体会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启示与舒适，同时对他的创作也多有助益。他的诗歌，含有佛理禅机，寓言作品则无疑受到了佛经譬喻故事的启迪，类此，都使其文学思想更加深刻，也显示了文学和佛学结合的效益。
　　（二）文章结构谨严，讲究修辞。宗元思虑缜密，故为文极重篇章结构，用字遣词皆能与文章主旨相应。譬如其短篇议论，习用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即由立案、驳辩而至断案，论之凿凿，铿锵有力。又如《封建论》以“势”字贯穿呼应，《捕蛇者说》以“毒”字连贯全文，《始得西山宴游记》以“始”字前后呼应，可见其锻炼的功夫，也能够运用变化，形成独特风格。自韩愈称赞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以来，历代古文家也多赞美有加，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季朴有言，柳醇正不如韩，而气格雄绝，亦韩所不及。吾尝论韩文如大将指挥，堂堂正正，而分合变化，不可端倪；柳则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自森严。韩如五岳四渎，奠乾坤而涵万类；柳则峨眉天姥，孤峰矗云，飞流喷雪，虽无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并称千古，岂虚也哉！”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刘熙载《艺概》：“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陈衍《石遗室论文》：“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望溪訾之*甚，惜抱则微词，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辞，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由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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