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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NO.2-留得下来的文字 节选

第二天，派出所一警察来到摊位前不阴不阳地质问：“谁叫你们挂标语的？马上取下来！”
孙姐指着“业主刷卡进入，避免小偷尾随”的标语火冒三丈：“为什么要取下？你看清楚了，我们上面的标语是反对什么的吗？”
当天我要去深圳出差，将行李包往桌上一扔，一点脸面也没有给这位警察：“今天这差我就不出了，也要看你能怎么着！”
警察接了个电话就走人。电话传来的是那位女副经理的声音，大意告诉警察摆了“乌龙”。公权力居然能被一物业管理处调动，小区公民自治谈何容易？
2007年春节期间，薰衣草街一栋楼四户业主当晚被盗，物业管理令人堪忧，筹备组向物业公司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函。
不久，物业公司就此向我个人发来一封快件。里面是写给我的一封信，大意是物业没有任何责任。我质问该公司经理：“这封信是给我个人的还是给筹备组的？”他态度傲慢地回答：“可以说是给个人的，也可以说是给筹备组的。”
开发商的傲慢我领教过。停摆期间我还曾到东山广场找到中海地产广州公司的总经理，希望他能推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
据客服经理说，这位总经理十六岁就考上清华，年纪轻轻成为中海地产一方诸侯，算是少年得志。2005年8月9日，我和多位业主代表去东山广场32楼中海她产会议室谈判。那天他刚接到中海地产深圳分公司老总以上亿价格拿到一块地的报喜电话，感觉特好，全不把在场业主和媒体当回事，大言不惭。
他问我今天来是谈公事还是私事。我说是公事。他说，小谷，其实你们《羊城晚报》的老总我都很熟悉。好像他们有什么默契似的，铁了心不会让业委会成立。我听出弦外之音，与他浅浅一聊，便礼貌离开。
有一天，代表中海与业主对话的客服经理离任，开车和新任客服经理到小区带我和刘阿姨聊筹备业主大会的事。当时筹备组和开发商、物业管理关系很僵，我认为事情会发生转机。哪知新经理一落座就称自己是内蒙人，大咧咧地说：“咱们北方人讲哥们义气。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在北京做地产时，也有一位业主带头要成立业委会，我就告诉他，成立业委会对你其实没什么好处，到时连半夜也睡不着觉。”只要不是傻子，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刘阿姨走出咖啡厅后说：“真没有想到，他们都是什么清华、北大的高材生。”
如果不是为了还原历史，我仍不愿公开停摆期间我受到地产商的这些特殊“照顾”。
……

白纸黑字NO.2-留得下来的文字 相关资料

1949年8月，在上海，身为共产党员的我给二哥写了一封信，居高临下地说，国民党已经垮了，你还要跟着他们走到哪里去呢？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二哥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跟下去已毫无意义，这时又接到我的信，他便下决心，不告而别，经过上海回到故乡烟台……如果没有我这封信，如果他继续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那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
——宋群《我与二哥的“正反合”》

我想起几年前，在清华采访一个大四的学生，一位学生会主席，当我尝试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的那种稳重，让我的笑容僵持在那里，觉得自己显得很幼稚。虽然还没有走出校门，但是他，还有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设计好了自己未来的路途。我真的很想不通，大学，不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吗？
——闾丘露薇《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

我住的那个地下室很潮，什么都容易霉。褥子下面用手摸，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有一次，买了点白菜，没吃完的挂在门后面，两天以后发现白菜化成了一滩黑水，像妖怪一样化了……很快，女朋友已经不能忍受住地下室了——她经常不回，跑到一个老乡那里去住。有次打电话给她，她说我真受不了，可有什么办法呢，能忍受你就住吧。话听了我很难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块钱压死人。
——曾骞《地下室里的北京梦》

砍手党成员看起来身体孱弱、大约十七八岁，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人去砍人手脚，且常常只是为了抢几百元钱。记者问他：“你看起来很年轻，你怎么下得了手？”其人答：“犯罪的人多了，就砍了。”又问：“看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不好好打工，却去干抢劫？”其答：“以前也打工，后来看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来珠三角抢劫，我也就跟着抢了。”
——傅剑锋《“砍手党”大佬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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