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诗经上，选取了*权威的版本，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用*优美、精炼的现代语言对其进行解释；在琴的方面，追溯了琴曲的源头，融会了历代琴家的研究和艺术实践，以时代的感悟，进行了重新打谱和演奏。从舞台到成书，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台美轮美奂的享受，也收获了一部严谨精深的文艺学术研究成果。

　　《琴颂诗经》为《诗经》插上了琴音的翅膀，让我们的心绪也随之腾起，畅飞于琴与诗的天空！这琴与诗的事业还在发展，前程广阔。他们把这一事业命名为“琴梦中国”，祝愿这美好的琴诗之梦，无限生发，将更多更美的鲜花洒满人间。

　　毛佩琦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北七家村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序2

　　雅欣写《诗经》，我本有几分担心。那么古老的经典，历代无数的研究，使《诗经》变得越来越沉重。学术的纠纷、文献的浩繁，该不是一位年轻女性所堪胜任。谁料，年轻的文化学者，竟得《诗经》赋诗言志、引诗用诗的灵魂，熟练化用诗的比兴手法，把《诗经》的篇章，不过是作为“引起所咏之词”的话头，由一篇篇思索开去，竟是字字珠玑的青春感悟、生命情怀、思想智慧。仔细一了解，原来还有德高望重的长者杨青先生一同著述，疑虑顿时释然。杨青老师是古琴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又是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的副会长，这些年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弟子三千、诲人不倦，蜚声国内外。

　　我曾经按照《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着谓之器”，把中国文化分为“道、形、器”三个层面，叫做国学、国艺、国器，戏称为“新三国演义”，不料却得到杨老师和雅欣的“严重”认同，杨青老师带着青年团队，使国艺演说在大江南北蔚然成风，将古琴艺术这阳春白雪变得曲高和众！继《琴梦红楼》之后，这本《琴颂诗经》又要付梓，真是令人敬佩。

　　千古诗歌，从《关雎》说起，一论《关雎》，便有说不尽的话题。“发乎情止乎礼”也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罢，其实说昨夜西风的立志，说为伊憔悴的追求，说灯火阑珊处的成功。《关雎》又是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鼻祖，但思维的潮汐，总有个月圆月缺的缘起。雅欣所关注的《关雎》，起笔便说根本，首论诗中真善美，重点在于其中的真。儒家文化，不缺乏伦理层面的善，不缺乏艺术层面的美，但仿佛缺少一点科学理性层面的真。其实儒家关于真的态度，用了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述，那就是“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赞天地之化育”。诚字源于“成”，本指庄稼结实颗粒饱满程度，今年收成如何啊？就是指客观真实存在的状态。加上个言字旁，言为心声，便由客观的“真诚”发展为主观的“意诚”，或叫“诚意”，而主客统一，表里如一，内外不欺，便是我们常常说的“诚信”。我们今天论诚信，重点在“信”，说了就要做，答应了就得办。古人更强调以诚为本，内心的愿意，才是守约的动力。顺便说一句，《论语》记载孔子思想言语*集中，通篇却绝少语涉“诚”字，偶出一二处，又是左右而言他。也许正因如此，其薪火传人的曾参、孙子孔汲，乃至于后来的周张程朱、王文成、曾文正拼命地补这个范畴，皆以“诚”为人生重要概念。其实诚是《关雎》浓情的所在，也是年轻的作者从诚论真，概念转换；论诗之为经，为《关雎》推门见山，展示给读者“诗外功夫”的大格局，新境界。

　　《卷耳》一诗，是正风第三首，历来诗中主人公是男是女有些模糊，朱熹《诗集传》虽沿用“后妃所自作”，但也清楚地说：“然不可考矣”。今人程俊英认为这是一位妇女思念她丈夫的诗，想象他登山喝酒、马瘦仆病、思家忧伤的情景；钱钟书则认为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雅欣认同扬之水的观点：认为女子思慕远行人。饮酒出游，一散苦闷，途中看到有人采摘卷耳，感觉到酒也无味，游也无聊，认为这本就是属于女主角一个人的故事和诗歌。其实《卷耳》主人公还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是男性，是丈夫，是他在旅途中，想像到妻子出门采卷耳，因为心有所念，等不及采满筐，就来到大道边上翘首盼望，期待丈夫能够梦一般地出现。我说这样的可能，理由有二：一是诗经*常用的就是比兴手法。兴者何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卷耳》中主人公若为男性，正符合先说妻子思念、再说旅途困难，而成兴的形式。二是从诗中内容比重成分，似乎叙述一个旅人途中情景的笔墨更多些。故而不妨做一解：以男性为主体角色的诗歌。但无论如何，“嗟我怀人”是诗中的主题，无论怀念者是她或他，也不论被怀念者是她或他。怀念、怀想是全诗的主旋律。而作者恰恰像不经意地、轻轻而准确地抓到了这一点，凸现了“相思”这一亘古常新的情感主题。

　　我若是这样一篇篇地评下去，则与夜灯下批作业的中学教师无异。这并非是对我的解嘲，而是对作者不恭。雅欣这几篇文章，*可贵的是处处落地，处处将古人之情，与今人之事有一个呼应。无论《关雎》中的“君子爱”，还是《卷耳》“叹相思”；无论《桃夭》的婚礼写得多热闹，还是《蒹葭》的意境写得多么朦胧；或者如《淇奥》对理想人格的分析描绘，或者如《绿衣》对人事物的寄托；哪怕是拍摄一段东门之外、美女如云的相约镜头，哪怕是录下一段早晨夫妇之间醒来的简单对话……作者选择的诗篇是一幅幅生活的画卷，作者对诗歌的赏析是一处处现实情感的再现。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是深通古人之心的“知音”。

　　《诗经》的好，不在乎它比后来的诗歌、或者稍晚的楚辞，艺术上多么精美，而在于它反映的都是各样生活的常态。《诗》之所以成为“经”也，就在于它的“寻常”，因为寻常的生活，进而形成了“恒常”的道理，虽然经历漫长的历史，反而沉淀为永恒的人生。经者，常也，言常道也。能够把寻常日子里，蕴含着恒常价值的人情人性记录下来、智慧观念反映出来，就是“经”。“经”由织布的纵丝，意味着不动的标准，由联缀竹简木牍的编绳，演化为可以遵循依照的典则，由经、径同音的意义互转，启迪我们应该依道而行的路径。*后因“经典”而升华为一个民族文化特质*集中的载体，一个没有“经”的民族，其文化就没有附着物，就是飘忽不定的游魂，就容易丧失。一个民族的文化丧失了，这个民族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满清入关，接受儒家文化，式微了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又没有集中记录的典籍作为载体，满族特征也就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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