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
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 余氏宗谱 》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
……
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坚决的余，*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绣花婴儿鞋
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为了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作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了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岗，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默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恐怖、*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去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演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划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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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中国现当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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