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 《 萨迦 》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 萨迦 》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做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传奇、*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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