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阿姆河之乡》书评（詹宏志 文） 《前往阿姆河之乡》一书，是英年早逝的文学天才罗伯特·拜伦留给世人无限怀念的旅行文学经典，他所代表的这一脉旅行文学传统，走在远远的前方的，是写《日升之处》的亚历山大·金雷克，而接踵在不远的后方的，则是另一位短命才子，写《歌之版图》的布鲁斯·查特文。 不，我说得不完全对，我也许应该修正一下，罗伯特·拜伦所继承的不是一个旅行文学传统，而是“一个半”的传统，另外半个应该是写《威尼斯之石》的约翰·罗斯金，罗伯特·拜伦在他身上取得的养分也不少。另外我也应该修正补充一下他的传承，不仅在写作风格上，布鲁斯·查特文接了他的班，杰作《穷山恶水美国梦》的作者乔纳森·雷班也是受他影响至深的旅行文学家。 要了解上述这两段话，也许我们应该先从亚历山大·金雷克说起。 当我试图编选两百年间的“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系列图书时，内心其实怀藏并试图体会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主轴，一个是旅行“行动”的线索，一个则是文学“书写”的线索。 当我们在这里说“旅行文学”时，其实对应的是所谓的“旅行叙述”（travelnarrative），一种比纯文学更宽松的文学定义或者文学视野。这当中有的旅行叙述因“行动”而伟大，无关乎严格意义下的文学艺术成就。譬如理查德·伯顿的几本旅行著述，虽然也写得文采飞扬，笔力万钧，读来令人不忍释卷，但衡诸文学规格，总觉得还只是深入蛮荒，采风猎奇，未入真正的艺术殿堂。但伯顿的冒险行动在旅行史上惊天动地，昔日洛阳纸贵的著作至今也还传诵不休，任何人要谈“旅行叙述”，怎么能够略过而不提他？ 然而有另外一些旅行叙述，却因为独特的叙述与思考而使“行动”不朽；单从叙述者的行动来看，并不一定是突破性或里程碑式的旅行，我在《日升之处》的序论里就曾说，金雷克等人的作品“他们的旅行不再强调体能与意志力，也不再强调旅行路线的稀有与艰难程度，相反，他们追求了解异文化的协调能力，更追求自我反省的观照能力”。也就是说，另一个旅行文学的传承，是从“书写”出发的，因书写而彰显了某一场旅行的意趣。 从金雷克始，不再把旅行者所见闻的当作全知全能的观点，也不把自己所见当作观察客体的绝对真实，相反，他对旅行者的局限十分自觉。他固然也描绘客体（描写内在自己的也不少），却从不把自己当作观察客体的权威，而把它视为与观察者自身互动的起点遭遇。金雷克的《日升之处》就是开启了这样的创作自觉的开风气之先作品，从此旅行文学才重新还给文学家所有，不再限于身上有十八处野人攻击伤痕的冒险英雄。 没有人能知道异世界的全部，每个人出发旅行时都带了一双“家乡之眼”，你是通过“对照”才使客体有了意义（该崇敬？该嫌恶？该嘲笑？还是该赞叹？），意义是与主体的既有经验相连结的。但新的经验（旅行之中与旅行之后），又在旅行者身上产生变化作用，一场旅行变成一场通过仪式，甚至是一场疗程，旅行者所发现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这也许已经是旅行文学里的老生常谈了，但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文类，算算起点，也不过才一百五十年。 我们前面不是说罗伯特·拜伦是一位短命的天才？他出版他的旅行文学经典《前往阿姆河之乡》时才三十二岁，但这已经是他的*后一部著作了；而他令人惊艳的**部旅行文学作品《驿站》（The Station, 1928）出版时，他也才二十二岁，但他那种金雷克式幽默机智的笔调，略带尖酸的刻薄评论，细腻委婉的洞察力，对异土文化的热情，立刻风靡了英国读书界，也为他赢得前途光明的英年俊才的关注眼神。 但，为什么说他也继承约翰·罗斯金所代表的某种书写传统？ 在少年之作《驿站》里，罗伯特·拜伦记录的是他与朋友前往希腊圣山阿索斯旅行的历程。圣山阿索斯千年以来是希腊正教僧院的著名聚集地，位于希腊北边向东伸入爱琴海的卡其迪其半岛（Chalcidice）的末端，有大理石山从海平面直耸二千米，从五世纪起就有修道僧院在此建造，*后变成了一个历史悠久、隔世独立、不受俗世政治管辖的僧院自治体，有自己的规章、历法（阿索斯山不让女性或雌性动物进入岛上，至今不变，女性观光客只能乘船从海上眺望，阿索斯更规定这些船只不能进入离岸五百米以内的水域；而它到今天还用当年拜占庭时斯采用的朱利安历法，与我们现行的太阳历相差十三天），半岛上共有二十座以上的修道僧院，保存了大量拜占庭时期的艺术文物与文献经典。 罗伯特·拜伦抵达希腊时，是欧洲风云诡谲的一九二五年，**次世界大战噩梦刚刚离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形成；但年轻拜伦的锐利隼眼，一下子就看到希腊拜占庭时期的特殊性（欧洲总是把前罗马的希腊古典时期当作是希腊文化的代表，对它后来的发展漠不关心）；他在阿索斯圣山看到各种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思想意义，他也见到各式各样的文物与人物，更在道途中看到各种现代希腊的贫困与窘境。在《驿站》一书中，拜伦和罗斯金对待威尼斯一样，对建筑的样式感到关心，并且细心记录（包括各种手绘的建筑素描，虽然画得没有罗斯金那么好，但也显得才气纵横了）。 从《驿站》开始，罗伯特·拜伦就是金雷克和罗斯金的综合体，他有金雷克的敏锐自觉和幽默尖刻，又有罗斯金的艺术敏感与学术修养，另一位写威尼斯出名的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在评论《前往阿姆河之乡》的时候说：“所有旅行文学中*好、*博雅、*具娱乐性的一部书。”她提到的几个特质就是这两人的优点的集合。 完成《驿站》之后，他并没有以此自限，又跳回去扮演他的“愤青”，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政治评论者，社会上热闹的事他几乎无役不与。在他短暂的生命戛然而止时，与他同遊中亚（也就是不断出现在《前进阿姆河之乡》的那一位）的克里斯多夫·赛克斯在一篇怀念拜伦的文章中，忍不住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他生前问他：“罗勃特，你究竟是一位作家、政治思想家、艺术专家，还是什么东西？” 可能罗伯特·拜伦并不知道自己将英年早逝，他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享受青春的“多元多样”，以及它伴随而来的多彩多姿；或者，他也早有预感？在遍尝各种角色的滋味多年之后，他突然再起游兴，重游中亚，深入伊朗和阿富汗，用了十一个月的艰辛旅程，探索拜占庭时期的回教世界，寻找他们的地景与建筑，细究建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他用速写、素描记下那些建筑物的立面与细部，他的同伴克里斯多佛则用摄影记录了昔日的浮光掠影。拜伦并且潜心写作，精雕细琢了一部既洒脱又含蓄（既浪漫又古典）的成熟著作，也就是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前往阿姆河之乡》。他是有什么时不我予的预感吗？ 他为什么在停息多年之后，重新捡起画笔与文笔？真相可能永远无法追问；但这部作品不仅是我们说的“书写派旅行文学”的经典，也是记录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文明（以及众多被后来中亚无数战火所毁的建筑与文物）的重要文献。他重游中亚写下游记的时候，中亚仍旧是旅行者的天堂，路途固然贫困艰难，但西方人还能通行无阻，那正是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当时日依旧美好”（When the going was good）；今天的中亚，烽火连天，仇恨横行，要求一双外来的清澈明亮的观察之眼，已经不可得了。 罗伯特·拜伦完成《前往阿姆河之乡》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爆发，热情洋溢的他立刻又投入了战争，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兼任战地记者，一九四一年在往中东的路上，船被德军击沉，尸骨无存，结束了他短暂却灿烂的生涯。他的朋友克里斯多夫说，要等一阵子，朋友们才意识到失去他之后的世界的空缺，比想象中大得太多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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