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说法，文化就是战胜了死亡的一切形体之总合。他说：“我们应当为*大多数人搜集起*大数量的艺术品，这就是我们这双注定会消亡的手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番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的性格，偏颇一点来说--如果美国人以为自己是人权的救世主，法国人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文化的救世主，他们伟大的卢浮宫博物馆可以为证。但法国人认为，卢浮宫与爱丽舍宫都不能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象征性建筑，*近似的共和国象征性建筑物当属另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巴黎的先贤祠。有法国人说，到20世纪中期，先贤祠依然只是左派的先贤祠（这里埋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等人），右派真正的先贤祠，是巴黎荣军院（埋葬着拿破仑、福煦元帅等人）。1964年，戴高乐将军把法国抵抗运动领袖穆兰（JeanMoulin）的遗体迁入先贤祠，左派与右派由此都承认拉丁区的伟大祠院是全民族的，是实现法兰西政治统一的一个象征。在今日的先贤祠，让•穆兰与马尔罗共处在一个墓室之中，1964年，正是马尔罗在迁入穆兰的仪式上为他致悼词。以作家的成就而论，比马尔罗更有资格被后世纪念的法国作家大概得有10位到20位，但从这个墓室其他两位成员来看，马尔罗是被当成社会活动家的。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让•莫耐(JeanMonnet)，一个是勒内•卡森（ReneCassin），后者是196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将这样四个人埋在一起，后世的瞻仰者可以瞎琢磨出另一些意味。
　　让•莫耐的骨灰是1988年迁入先贤祠的，他是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之一。1940年到1943年间，莫耐是“英国军需供应委员会”驻美成员，他发明了“民主兵工厂”(arsenalofdemocracy)一词。1950年，莫耐提出并起草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该方案由法国外交部长舒曼(RobertSchuman)于1950年5月9日正式宣布，这一天后来成为“欧洲日”。“欧洲煤钢共同体”迈出了走向“欧洲共同体”和今日“欧洲联盟”实质性的**步，1976年，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做出决议，授予莫耐“欧洲荣誉公民”的称号。
　　莫耐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但是所谓“欧洲荣誉公民”又有什么意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对于远道而来拜会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的东方人来说，马尔罗或让•莫耐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没有多少人会问起他们。
　　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一个年轻人问：“莫迪里阿尼在哪儿？”按当时的环境，这话也许该翻译成“莫迪里阿尼死哪儿去了？”这个喜欢把人的脖子画得长一点的家伙是20世纪早期巴黎艺术家生涯的典型代表：酗酒，吸毒，风流韵事不断。好多人也这样干，但有两个地方不如莫迪里阿尼：一个是才华，一个是不能在35岁时干脆死掉。
　　蒙马特高地上保留着莫迪里阿尼的一个文化遗迹--跳跳兔酒吧，他和毕加索等人曾经常光顾，现在这酒吧晚上9点钟开始营业，要事先预订座位，价格是17欧元，含一杯饮料。
　　我记得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见过这跳跳兔酒吧的名字，但它远不如丁香咖啡馆留下的印象深。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曾经对丁香咖啡馆前面的奈伊元帅像作过几笔描写。而《流动的盛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在蒙帕尔纳斯徒步旅行的指南，当然这本书更大的诱惑是让你一定要到巴黎转转，如果可能，就在巴黎度过你的青春岁月。 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像是文学的青春岁月，他们那时候贫穷、年轻、拼命写作，盘算着一个小说能不能卖出去。后来的文学青年也要经历类似的状态，就像海明威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不过，1944年，海明威以一种极其绚烂的姿态重回巴黎。当时，盟军想先不去解放巴黎，因为维持这个大城市的生计要消耗掉过多的资源，延缓盟军向德国推进的速度。但是，解放巴黎几乎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军事行动自发地开始了。海明威是战地记者中冲在*前面的一个，他坐着坦克重回巴黎，按照他后来自己的吹嘘，是他"解放"了丽兹饭店。巴黎解放当天晚上，的确是海明威在丽兹饭店摆了**桌，招待20多人喝了一顿大酒，当侍者送来帐单的时候，海明威发现下面还附有消费税，他说：为解放巴黎可以付帐，可维希政府要收的钱，一分也没有。猥琐的文人一般都没有机会这么爽一把，所以海明威能成为作家中的**个偶像。
丁香咖啡馆如今已是一处高档餐厅，门口是为顾客泊车的侍者。旁边的乡村圣母街113号是海明威居住过的地方，但现在的门牌号从111号直接跳到了115号，不过，蒙帕尔纳斯附近还是能找到几个和他有关的地方。威尼斯客栈，海明威在这里**次遇见了同乡菲茨杰拉德，福尔斯塔夫酒馆，贝克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经常在此喝酒。我在这家酒馆里的酒单上看见了产自欧洲的各种啤酒，点了两杯。那帮文豪到底喜欢在哪个座位喝酒呢？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哪一个厕所里，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亮出"老二"，抱怨说他老婆总嫌他这家伙小。英国记者帕林著有《海明威冒险》一书，他从美国开始，沿着海明威的足迹走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加勒比海和古巴，探访这个作家的活动地点。我的一个朋友爬完乞力马扎罗山之后，在肯尼亚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看到这本书，只展示不出售。莎士比亚书店离巴黎圣母院很近，是游览左岸的一个好起点。不过，现在这家书店和当年比奇女士所开的那家没有任何关系。
　　当年，海明威去莎士比亚书店借书看，并没有足够的钱付押金，他还向西尔维亚•比奇女士询问：“乔伊斯什么时候来？”比奇和乔伊斯颇有渊源，正是她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差点为此破产。
　　比奇老书店的旧址在欧德翁街12号，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找到那里，大门紧闭，抬头仰望可以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莎士比亚书店旧址，1922年首次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的一个导师是略微肥胖的斯泰因女士。他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婆嘀咕，斯泰因女士的乳房估计每个重10磅，不过当着人家的面总摆出虚心好学的架势，连怎么分辨一本书的好坏这样愚蠢的问题都向她讨教。斯泰因大概在指导文学青年这方面有特殊的喜好，不过，我怀疑这女人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设性的意见，倒是对他的**次离婚起到了促进作用。她还对比奇女士出版《尤利西斯》很不满，说那书内容淫秽，从此拒绝到书店来。从人情世故这方面看，斯泰因的不满有先见之明。1932年，乔伊斯把《尤利西斯》的版权卖给了美国的兰登书屋，得到45000美元，居然没给比奇一分钱，实在算是比较鸡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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