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德翁街12号留影，发思古之幽情，往右一溜达，猛然看见10号的历史地位也了不起，大门上方的牌子上写道：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宣言》在此起草。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类似环球影城或主题公园的地方，一个个背景上都标明，哪部电影的哪个镜头是在这里拍摄的。没有特技表演重现，巴黎就是这样一个沉寂的公园。
　　海明威在他某本小说中有一段不常见的絮叨，夹杂着《传道书》：“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有些人生活于其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你将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原来就是虚无。”我愿意把这段话和夏多布里昂放到一起。
　　海明威的底色就是一种虚无，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恋爱喝酒放纵，体验狂暴与寂寞、两个人之间宗教般的爱情与这个世界的不可信赖，欣赏物质世界中的美丽，但他的作品同时含有一种奇异的苦痛，他的故事是对绝望的短暂补偿，是一个强烈的感官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可以，让我多看一些。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大学校园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喝酒，傍晚的风吹动杨树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因为是暑假，我的那几个喝啤酒的同学都回家了。临桌是个留学生，我们聊起来，他家在荷兰，路途太远回不去。我说：“坐飞机不是10个小时就到了？”他说：“我害怕坐飞机，也不喜欢坐飞机，因为坐飞机你唰的一下就到家了，好像这个世界很小。我愿意坐火车，一站一站停，要很多天才能从北京到荷兰，这样我就可以在火车上想，中国真是个遥远的地方。”
　　从他这番话中，我知道两件事，**，有许多人愿意把旅途的时间拉长，第二，荷兰人害怕坐飞机。后来，荷兰球星博格坎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我中学时两次坐火车的旅行，获得的地理知识比在教室里读半个学期还要多。正是在火车上，我记住了中国几大铁路线经过的城市名称，并且开始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从北京坐火车去欧洲该多好呀，我为自己设想出了**次游览欧洲的目的地--巴黎。我可以飞过去，然后再从那里坐火车回来，延长旅途的时间，让我穿行在西伯利亚茫茫大地上的时候，能感受到北京和巴黎距离是多么遥远。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里喝酒。那个酒吧以拥有品种*多的比利时啤酒著称。我*喜欢的是"好根达"白啤酒。有个洋人喝高了，逮着个人就问：“你是法国人吗？”在洗手间，他也这样问我。小便池的上方贴着一张广告--西伯利亚铁路旅游，办理签证。这个小小的酒吧也许是全球化的缩影。
　　我**次出国旅行，目的地并不是巴黎，但的确要先坐北京到巴黎的航班。飞行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从舷窗望下去，下面是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土地，我看见了呼啸的风沙掠过戈壁，看见了白茫茫的雪原，雪原上有黑色的纹路，我不知道那黑色的条纹是什么，从万米高空上应该看不到铁路或公路。那次旅行的经验是，飞过莫斯科，欧洲境内的任何城市都不会再显得遥远；而飞过鄂木斯克，俄罗斯境内的飞行就算完成了一半。这个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Omsk这个名字的英文拼写是4个字母，汉语名字也是4个字，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地发音。
　　坐火车返回北京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甚至就没有再出现过。有一次返回北京，我从飞机上看到一座大城市的灯火，按时间计算，那该是莫斯科。我向国航的乘务员询问，她的回答是"不知道"。我仔细打量飞机下面的灯火，直到它消失在视野中，我想，我会到莫斯科去，也会到圣彼得堡去。
　　2004年的9月15日，我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条酒吧街里喝啤酒，向我在巴黎的朋友讲述一路的见闻，这一次我们是开车过来的。北京吉普赞助的“中法文化之旅”帮助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梦幻般的旅程。
　　我们聊到了1907年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那一年，法国一家报纸提出设想：举行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这项比赛没有一定要遵守的礼仪，也没有起约束作用的规则，所要做的事就是将一辆汽车由北京开至巴黎。自然，有可能的话，要争取**”。1907年6月10日早晨，5辆汽车从法国殖民部队驻北京的兵营出发，8月10日，意大利人博格基斯驾驶意大利生产的伊塔拉汽车首先到达巴黎，他比第二名提前两个星期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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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作者简介

苗炜，1968年出生，北京人，《三联生活周刊》编辑。喜欢看书，喜欢旅行。2002年出版《有想法没办法》，2005年出版《五魁首》，这是作者的第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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