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 相关资料

而第二潮中则涌入了“咖啡、沙发、拖拉机、沙龙、引擎、浪漫、葡萄、琵琶”等。第二，可以从翻译中借鉴新的文体，催生新的文风。胡适曾总结过译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陷入骈偶滥套的泥淖时期，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的佛经翻译，“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①第三，翻译可以扩大文学情趣与想象力，正如胡适所言，“对于那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却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不但对古文学如此，对现代文学更是如此。最后一点是，异域文化的翻译能够更新接受方的理念与意识。总括起来，通过翻译传人的外来影响，对汉民族的语言、心理、文化等“深层结构”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具体到诗歌这一门类，没有通过诗歌翻译对西方诗学的接受，就没有中国新诗，这一论断似乎已成共识。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由显到隐，涉及诗体、词汇、句法、意象、比喻、思想观念等各个层面。诗歌翻译对目标语言的增富作用，从佛经的翻译和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都有着重要的表现。朱自清在谈到翻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时曾说：“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新诗自然也如此。这时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白话译诗渐渐的多起来，译成的大部分是自由诗，跟初期新诗的作风相应。”②他还特意举出日本小诗的翻译使得中国新诗中小诗的创作风靡了两年的例子。而且，翻译诗不但可以增富新诗的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③然而，本土语境的期待视野，也同样制约着外来文化影响的分布和侧重。中国文人在理解和阐释外国文学时，会按照自己的审美范式将其本土化，融会于自身文学，使其“为我所用”。现实的需求、文学自身内部演变规律、历史视野的规约，以及接受者个人心理、文化结构与偏好，诸种因素错综的合力作用，使得外来影响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与改造形成了异常复杂难辨的局势。冯至曾谈到“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中鲜明的“功利”色彩，“他们大都配合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需要，介绍什么，不介绍什么，有一定的目的性。 后记 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终于面世了，作为一个在文学领域劳动了三十年的人，自然颇为感慨。在此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罗振亚教授的悉心指导，导师为人的正直与学术品格的端庄严谨紧密融合，成为我在做人与为文上的双重指引。衷心感谢冯毓云和曹俊峰两位先生，他们的西方美学课程和康德美学课程，为笔者的论文写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记得一年级时曹先生领我们四位博士生，用他的中文译本和两种英文译本，逐字逐句讲解艰涩难懂的康德《判断力批判》，当时情景犹在眼前。感谢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一一王光明先生、冯毓云先生、吴炫先生、于弗先生、张政文先生

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

马永波，男，1964年生．文艺学博士，著名诗人。
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家和研究者。
出版著作30余部：
《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00)
《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英国当代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为美而死——迪金森名诗精选》(哈尔滨出版社，2005)
《诗人与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诗集，台湾唐山出版社，199g)等
现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比较文学和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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