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大家都放弃一部分国家利益，强国首先要有所表率，因为强国的利益*多，它可舍弃的东西很多，选择性空间较大。作为弱国或穷国，它可以舍弃的东西很少。但在这方面，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令人恭维。
　　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更需要公共的规则、共同的正义以及*底线的共同伦理。只有具备了这些，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永久和平，人类才有希望生活安宁。
　　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公元1860年10月5日晚，北京西郊的皇家夏宫圆明园，闯入一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这一年是清历咸丰十年。英国人撼动南疆大门的隆隆炮火，已在耳畔断断续续回响了20年；此时英法联军又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名，从北塘登陆，攻下大沽口炮台，长驱直入占领天津，沿北运河一路进发，步步逼向北京。
　　战战兢兢地度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圆明园年轻的主人咸丰皇帝早已如惊弓之鸟。这个原本夸口“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张挞伐”的天朝统治者，半个月前便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守卫圆明园的清军也已纷纷溃散。
　　此时的圆明园，纵然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却几乎成了一座寂寥的无主之地。
　　进犯京城的英法联军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随行者——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在十余天的时间里，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
　　黑云压城
　　沃格曼是《伦敦新闻画报》派遣到中国的**个记者。
　　诞生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份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的新闻周刊。它的创办者赫伯特•英格拉姆当初在经营报刊零售生意时发现，那些刊载了较多图片的报纸，销量总是更好。这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画报的念头。
　　巧合的是，《伦敦新闻画报》恰好诞生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夕。遥远的英伦之岛不曾被**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所熏染，但远东地区的战况局势，西方人眼中那个数千年来迷雾深锁的大陆国度，立即被纳入这份刊物报道的视野范围。
　　然而，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倨傲自负的态度一样，《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古老中国的*初印象，充斥着对异己文明的藐视与误读。
　　1842年6月4日，有关中国的**篇报道中，刊载了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他披挂龙袍、身形佝偻地坐于椅上，面孔被描绘成眼眶深陷、鹰钩鼻的典型西方人形象，眉宇间流露出凶残与贪婪的神情。英国人凭空臆断说，这个皇帝的政治地位在战火中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则介绍清朝赴英使臣的图画中，《伦敦新闻画报》将其丑化为一个形容猥琐、举止古怪、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画报还配了一首蹩脚的打油诗，嘲弄说当人们带他参观军火库时，这个自以为是的官吏被吓得两腿发抖。
　　至于在战争中与英军交火的清朝兵勇，有时被贬低为“坐在用猪皮吹起的筏子上，裤管卷到大腿根部，手执三叉戟和火绳枪，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作战”的劣等族群；有时又被误画作一身中国传统戏曲装束，腰挎大刀、摆弄土炮的不伦不类形象。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演进，这种谬误百出的报道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画报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
　　尽管摄影术早在1839年便已发明，如何将那些相片大量印制于纸面上，在当时仍是个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通常是交由专业画家临摹成版刻作品再进行印刷。为了确保画报的品质，《伦敦新闻画报》聘请了当时英国一流的艺术家作为记者，沃格曼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每周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
　　在广东采访期间，沃格曼结识了他的同行——来自意大利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来中国之前的两年间，作为战地摄影师的贝阿托，一直在印度北方拍摄叛乱新闻。他的摄影技术曾得到英军陆军司令克灵顿的赞赏，并因此得到随联军进入中国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在沃格曼和贝阿托各自的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身影。一张于1860年4月在广州孔庙前拍摄的照片中，沃格曼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张望，贝阿托则斜倚着栏杆。而在另一张写生作品中，沃格曼和贝阿托坐在一群好奇围观的中国人中间，神态安详。
　　然而这被镜头和画笔永久铭刻的宁静时光，在被战争蹂躏之下的历史长河中，短暂得如同稍纵即逝的泡沫。当月，由18000余名英军和7000余名法军组成的联军，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从广东一路北上占领浙江舟山；随后又分别占据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
　　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来。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一役，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出其不意下令开火，企图突袭炮台的英法兵舰狼狈地折戟于海滩深泥。中国人的胜利，刺痛了欧洲人高傲的自尊，他们叫嚷着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
　　1860年8月12日，在占据了未设防的北塘之后，联军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在咸丰皇帝一纸“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的谕示下，“精锐耗竭”的僧格林沁被迫选择了撤退。
　　14日，塘沽被占。
　　21日，大沽失守。
　　24日，天津陷落。
　　名义上，英法联军是打着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而来，并希望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提高赔款数额。但在见到前来议和的大学士桂良之后，他们断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退兵要求，并质疑这位钦差大臣的全权代表身份，拒绝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9月初，联军继续向西进犯。一路蔓延的战火，距离北京已不过是咫尺之遥。
　　风云突变
　　北京城东约20公里处的通州，御守大清帝都的*后一道阵地。
　　在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的眼中，这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城。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座十三层高的宝塔俯瞰着这城墙环绕的市镇。他甚至因为目击了联军的抢劫行为而感到歉疚。但与一个月后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洗劫相比，这罪行不过是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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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中国现当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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