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活?”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有问题。我**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质量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质量不好，中国人的质量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质量。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文学 中国现当代随笔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