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点45分洛丽开始用力分娩的时候，尽管天空布满云朵，带雨的乌云却早已向东飘远，天色渐渐明亮。没有人在意那对仍然亮着的塑料圣诞蜡烛，所以我起身将它们熄灭。即使在1975年，即使当时尚不满八岁，我已经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关注可再生资源和国产护发素，还有那些没必要点亮的灯2书上说，受精始于精子进入卵子的瞬间。而所有的表述，都用“进入”这个词，仿佛生命始于一场两军对垒的恶战（猛攻那个卵子），或是用心险恶的谍海侦察（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等它睡着了，就从厨房的窗子爬进去）。我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进入”，而不改用“邂逅”、“融入”或是“契合”呢？
——选自接生妇西比尔?丹弗斯的笔记
一旦事关产育，即便是分厘毫丝的差池，也会铸成大错，乃至无可救挽。前一刻母亲和胎儿还流连在喜乐的巅峰，下一秒就身坠颤栗的渊谷。
从小到大，这样的类比我听过许多。母亲受审时，州检察官传唤的那些妇产科医生都无一例外，发表他们个人版本的“分娩如飞行理论”：
“绝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就好比开车去乡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有时——有时，你会碰上一块黑冰，结果车子打滑，冲出车道；或者，一辆失灵的翻斗车将你撞出了车道。”
“绝大多数时候，分娩并不需要任何医学干预。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女性从……嗯，混沌初开那会儿就已经掌握的能力。但显然，我们遗失了另一个集体记忆，那就是，虽然分娩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同样很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分娩会带走母子两人的性命。”
他们的观点千篇一律：女人不应该在家生孩子，让我母亲接生。她们理应去医院，让医生接生。
一个医生则坚称：“医院就像一辆婴儿车，如果发生了意外状况，它可以提供一个缓冲机制，我们能够用工具将胎儿从烤炉里拿出来。”他的比喻混乱无章，并将子宫荒谬地比喻成西尔斯公司的厨具用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母亲是佛蒙特州若干“独立”（或叫“赤脚”）接生妇中的一个，她们前往产妇的家中帮助接生。医生则极少这样做，因为在家分娩的执业过失保险贵得出奇，大多数医生觉得胎儿在医院出生更为安全。
我母亲对此颇有异议，她和许多医生罗列统计数字，唇枪舌剑，乐此不疲。那时我还小，只觉得那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好似赛场上空的羽毛球，令人目不暇接。同样令我着迷的是，那些看似简洁的术语背后严谨的意涵，比如母体发病率、新生儿死亡率、产间死亡……“胎死腹中”这个词尤其令我迷惑——“仍未，出生”？九岁或十岁那会儿，我设想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炼狱般的劫难，一种永远进行着的分娩：
“他还没被生出来么？”
“可不是么。真可怕，他们已经生了三年了……”
母亲认定在家生产更为安全，部分原因在于，她拒绝接受那些高危病例。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怀着双胞胎的产妇，无论她们如何央求，母亲都坚持她们去医院生产。
此外，如果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母亲也会毫不犹豫将产妇转送医院。她曾向我形容过那种不安，称它是“比希望多一点点的心跳加速”。有时，这种感觉源自一场数个小时毫无进展的分娩，那时产妇早已精疲力竭；另一些时候，则因为母亲害怕出现某些危险的突发状况（医学界更委婉的说法是“不可预知事件”），例如胎盘早剥，或是以胎心异常为症状的胎儿窘迫。
根据执业这些年的记录，母亲接生的产妇中，只有大概4%的人被转送去了医院。
毫无疑问，母亲和那些学院派医生彼此嫌恶，但我同样确信，就算彼此意见相左，母亲也绝不会因此置任何一个病人于险境。
这段故事，我本可以用夏洛特?菲热?贝德福德的死作为开篇，但对母亲而言，那意味着她生活的终结。我不想以这个结束作为叙述的开始，因为那就意味着，母亲所珍视的所有，不过是一场严酷的折磨，而我们一家，则不外乎历史宏章中一行小小的、悲哀的脚注。
所以我不会那么写。
再者说，这也是关于我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也选择了这个照拂婴儿的职业。
所以我坚信，我们的故事始于1980年的初冬。至少在那一个月之后，贝德福德家才搬到佛蒙特州，距离让母亲的生活一朝零落的法庭宣判，还整整有十八个月。
我记得，那年道路泥泞不堪，制糖业却形势喜人。事实也往往如此，从气象因素看，泥浆和糖枫树彼此关联，如果泥浆泛滥，糖枫树汁则必然丰足。而那是一个飘雪的寒冬，继之以昼夜温差极大的春日，于是三月里，佛蒙特州的尘土路变成泥沼，糖枫树液则香甜充沛，似雪消冰融后的河水，源源不断。
我父母家都不再采集枫糖，所以那些泥浆便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在我印象中，那个月几乎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棕色风暴，泥浆沾满我长至胫部的小靴，从我家污秽不堪的车道边，走上五十码穿过侧门，抵达厨房外那个窄间（那时节被叫做“泥巴屋”），泥迹也依然存在，多到可以刷满地板和墙面。泥浆未干时，颜色深沉浓郁，仿佛烟草的颜色；等到风干，则变浅许多，看起来更像冲调朱古力奶的粉末。
不过无论风干与否，1980年3月的那两个星期，它无处不在。烂泥路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吸附着各色汽车，让它们深陷泥水中，有时甚至无法打开车门，于是司机只好从车窗爬出。各家的庭院也变成泥塘，狗儿们减速慢行，将就着遛圈。差不多每一家都要拿几块木板或胶合板，搭在草坪上的水坑两端，或者在车道和门廊间找寻若干转点，试图把它们连接成一条通途。
冬春季节，母亲经常将旅行车停在车道尽头的铺砌路面上，以便有状况时可以及时赶到。不过偶尔，即便是意志坚决的母亲也会爱莫能助。在我家老房子母亲办公区那里，曾经有整整一面墙贴满了照片，上面是母亲接生过的婴儿和这些婴儿的父母。其中有一张是胎儿露出头的瞬间，产妇的妹妹也在照片上，她正用肩膀夹着话筒和母亲通话。因为一场暴风雪，无论是母亲还是救援小队，都无法在婴儿降生时及时赶到，于是我母亲就在话筒的这边，通过电话指导了那场分娩。
那个春天，即便在州首府蒙彼利埃——那个只有铺砌的街道和坚硬人行道的城市——那延绵数里的柏油路上，也满是泥浆，整个街道好似穿上了一件厚重的污泥外套。
不过制糖形势很好，糖浆同样丰沛。我*好的朋友罗莉?麦肯纳有匹马，虽然真的不该一同骑它，但我们常常明知故犯。那年三月，放学后至少有三四次，我们骑马去布伦南家的制糖工坊，它被笼罩在一片清甜的迷雾中，树液也就在那里，被吉尔伯特和多丽丝慢慢熬成枫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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