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时期，我发表了另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非洲裔水手的故事。他在南威尔士的斯旺西上岸休息，在斯旺西直街上，战时灯火管制时，黑暗中被一群白种美国人打成了“熊猫眼”，结果他被迫挑战了恼人的所谓“美国人”身份。但是，这桩事对自省的压力却来自一帮威尔士人，他们出面救了他，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称作“美国黑佬”，把他邀请到一家私人酒吧喝酒，而且唱起了美国国歌，表示对他的尊敬。这两个小说都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在佛蒙特的一个农场，一个由年轻黑人身份引发的问题，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用熟悉的经验编织故事，搜集具体背景中的人物形象，对我驾轻就熟，现在我要面对的，却是被一种无实质性的、空洞声音所嘲弄。以往，我在构思一部关于战争题材小说的时候，其中的故事情节以当时进行的战争为基础，而让我一直关注的声音带来的冲突，自南北战争之后从未终止。如果以过去的经验为题材，即便要表达复杂的人类情感，或基于独特的个人所面对的哲学取舍，我总感觉得心应手，有着历史安全感。我想，这种题材，对于写一部美国小说，绝妙无比，但对一位初出茅庐的新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的写作被来自南方讽刺性的声音所打断，心里十分恼火，犹如听人演奏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时，号手突然吹出了刺耳的调调那样，觉得遭到不文明对待。
　　因为这种声音使我十分明白，我是绝对不能写科幻小说的；事情也果真如此。事实上，这好像是在嘲弄我，暗示多数非裔美国人遭遇种种困难，多半因为我们的“高可视性”，是一种违背科学的社会学观点；*近，有两句流行话，既阴险又具两面性：“温和的忽视”和“逆向歧视”，两者合起来，意思就是“让那些黑鬼疲于奔命吧——但一定要让他们呆在老地方。”我的朋友拿它开玩笑有好几年了，意思是，比我们更黑的兄弟明显感觉被“制约与平衡”——受到更大程度的制约而不是平衡——这是因为他那闪闪发光的黑色；然而，在美国人心里，对此紧张性的感觉如何呢，多数白人对此尴尬局面，伪装成道德上的视而不见；这也包括*近到来的几波移民潮，这些外来人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虽然遭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却也广为受益，不过他们还是把怨气撒在南方白人的身上。
　　这样，尽管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温和的主张，而“高可视性”其实真正能让人不被看见——不管是中午在梅西百货商店的橱窗，还是在为白人至高无上而献祭的仪式上，被熊熊火炬或闪光灯照耀的时候。有了这种认识，鉴于种族暴力的持续和法律保护的缺位，我不禁问我自己，除了大笑，不知还有别的什么能支撑坚持下去的决心？这种笑里面隐藏着一丝欣欢，只是我不曾感到，不过这种笑声是否比大发雷霆要好呢？这是一种秘而不宣、苦苦得来的智慧，也许它能够帮助一名辛勤奋斗着的非裔美国作家，获得一种有效的策略，更好地来表达他的想象力吧？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主意，不过这种带有布鲁斯音调的笑声的余音里，我发现自己受感染而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突然间，我觉得不管是时事、记忆还是工艺制品都开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模糊、但是十分有趣的新视角。
　　在无形性的发言人发出干扰之前不久，我在附近佛蒙特村看到一张关于“汤姆秀”的海报；“汤姆秀”指的是早已被人遗忘的、根据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一种由白人扮演黑人的歌舞剧。我想这是一种成为过去的娱乐了，但是在安静的北边小村庄，它依旧鲜活而有生命：名叫伊莱扎的女孩在冰面上拼命逃跑，滑倒又爬起来——那是二次大战之际——为了逃脱奴隶主猎犬的追捕……哦，我逃到山上/去那儿躲藏/小山叫喊着/无处能躲藏/无处能躲藏/在这儿山上！
　　不，诚如威廉·福克纳坚持认为，这不是人们都以为的过往历史，而是鲜活现实的一部分。这在悄悄地、执拗地，甚至富有技巧地刺激着观众和被观赏的景象，刺激着物品的制作、人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氛围；它持续不断地发声，即便无人愿意倾听。
　　因此，当我倾听时，曾经一度模糊的事物，变得清晰了，这是一些古怪的、不期而遇的事情。正像海报使我想起，一个国家以道德为借口，所呈现出的那种坚韧性，假如采用服饰等外部标识来包装种族老习俗，那么即便*痛苦的悲剧经验，也会轻而易举地演绎成为白人扮演黑人的闹剧。即便是随意得到的朋友或熟人的信息，也会变作慢慢形成的暗示模式。我们的主角，这对混血夫妇，那妻子的爷爷，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佛蒙特人，在南北战争中做过将军，这对海报的出现增加了新的看点。老照片、顺口溜、谜语、儿童游戏、教堂祈祷、大学仪式、恶作剧、政治活动等等的细节，是战前我在哈莱姆观察到的——一切都被有条不紊地记录了下来。我在《纽约邮报》上对一九四三年的动乱做了报道，早些时候还鼓动释放安吉洛·赫恩登和斯科茨伯勒的男孩们，跟随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示威游行，在他的努力下，取消了一二五大街商店里的种族隔离；同时参加了封锁第五大道、抗议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斗争。一切事情，任何事情都成了我小说的有用素材。有一些素材大声说出，“这里就用我吧。”而有些事实却有点扑朔迷离。
　　我忽然想起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打开了一只橡皮泥做的大盆子，是南方一个美术馆赠送给一位残疾的雕塑家朋友的；我发现里面包裹着一组油腻腻的塑像，它们是按照矗立在波士顿广场、圣戈登纪念碑上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以及他所属马萨诸塞第五十四黑人步兵团战士的形象塑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得如此表面化，不过，也许这是在提醒我，因为我正在写小说，有意无意地收集黑人和白人友好相处的形象资料，要我尽量想方设法回顾亨利·詹姆斯的兄弟维尔基，他以前曾和一帮黑人弟兄并肩作战；肖上校的尸骨也跟士兵们的尸体一起埋在了沟里。也许，它还在提醒我，战争可以跟艺术一起，被改造成远比表面的暴力更深刻、意义更深远的东西……
　　不管怎样，现在看来，这种无形性的声音源自美国复杂的地底深处。我得*后去寻找这种声音的主人，多荒唐不可思议呀，他竟然（颇费一番周折找到）住在一个废弃的地窖里。当然，搜寻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过这就是一部酝酿过程中的小说，由内到外，由主观到客观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它丰富的内涵和超现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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