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三部曲-不夜之侯(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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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三部曲-不夜之侯(36.00)

茶人三部曲-不夜之侯(36.00)

作者:王旭烽 著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33930097

定价:36.0

出版时间:2010-06-01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您有时和君臣商谈大政,有时也在茶桌旁激励朋友。
这个岛国的人民,成了世界上饮茶的冠军。上午十时半和下午四时的饮茶习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动的制度。学术界的交流被称为“茶杯和茶壶精神”,电视台下午四时的节目谓之“饮茶时间”。萧伯纳曾调侃说:破落户的英国绅士,一旦卖掉了*后的礼服,那钱往往还是用来饮下午茶的。
  当那时钟敲动第四响,
  一切的活动皆因饮茶而中止,
  ……
  茶叶贸易史上,英国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逸事。比如中国的平水珠茶,向被称为绿色珍珠。但,据创建于1706年的老牌英国茶商团宁公司印发的宣传册载,当时的英国人不识此茶,称其为“gun powder green”,绿色珍珠变成了绿色火药,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种老牌加香茶“格雷爵士茶”,说起来也有点意思。这位爵士本为20世纪初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从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代代花茶的配方,带回国去,交一家公司试制。该公司为了感谢他,把该茶命名为“格雷爵士茶”。此茶上市,包装上无不注明源于中国清朝某高级官吏的字样,以为行销之号召。
  18世纪,茶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成了一项重大收入。19世纪的英国大臣罗斯托伦说:“国家不可缺乏的粮食、盐或茶,如果由一国独揽供应权,就会成为维持其统治势力的有力砝码。”
  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公元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茶叶税法》,规定每磅茶叶征收三便士茶税,波士顿茶叶事件——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至今波士顿码头还有碑文如下:
  此处以前为格林芬码头。1773年12月16日,有英国装茶之船三艘停泊于此。为反抗英皇乔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税,有九十余波士顿市民,攀登船上,将所有茶叶三百二十四箱,悉数投于海中,以是而成为世界闻名之波士顿抗茶会之爱国壮举。
  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在饮茶方面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西伯利亚的寒风也无法抵挡华茶对俄罗斯人的诱惑,茶马交易使茶从蒙古进入俄国。19世纪初,俄国人从湖北羊楼洞运去茶种,成功地种栽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一位专和俄国做茶叶生意的刘姓中国人,被沙皇赐名为“茶叶刘”。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这样写道:
  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闪闪发亮,
  在桌上咝咝作响,它烫热着瓷茶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放眼全球范围内的华茶贸易,我们大约可知,公元10世纪前,华茶已到了亚洲诸多邻国及西北非等地;16世纪抵达欧洲;18世纪,茶与英国移民同坐五月花船漂洋过海,直抵美洲。而茶的另一支大军,则于17世纪南下,定居于被海洋拥抱着的南洋诸国。
  华茶既被如此青睐,公元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广州,行办茶事,人称十三行。从此,官僚、豪商、洋人,垄断出口贸易,尤以茶叶为甚。生意之有利可图,连皇帝见了也眼红,直接插手进来,人称皇商。
  此等格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方被打破,十三行与英商独霸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洋行,日变为各国实业家独占的商行。五口通商之后,“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福州、汉口、九江、宁波,成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多的港口所在地。
  **次世界大战,再次改变中国经济的格局。从此洋行多迁于沪上,盛时曾达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叶输出,竟占全国总输出之一半以上了。

  洋行垄断中国对外茶叶贸易近百年,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茶业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此间,中华茶界有识之士自不甘于消沉,种种努力,艰苦卓绝,在漫长跋涉之中,企图恢复昔日祖先之荣光。其中*杰出者,无出吴觉农先生之右。
  1897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古县邦上虞丰惠镇的吴觉农先生,真正从实践中走上为实现振兴华茶而奋斗的道路,乃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应中国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当时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先生之约,筹办茶业出口检验开始的。尔后,吴觉农又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中国现代茶业,自此初现雏形。
  与此同时,吴觉农先生四处奔走,出入茶区,出国考察,撰写大量调查报告,揭示茶叶贸易中洋行洋庄茶栈之垄断操纵;谴责通事、茶号、水客等的重重剥削;描述中国茶农之悲惨处境;介绍国外茶界之先进技术和经验;实践中国茶业进步之种种方案——先生于不可为之中而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长夜弥天,大声疾呼之声,似乎终有回音——
  1936年间,皖赣两省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运销两省之祁门与宁州红茶,时称“茶业统制”。
  此举霎时间掀翻了中国茶业行近百年的天。上海洋庄茶栈同业行会,听到彼声,不啻晴天霹雳,都一个个地突然“郑重将来,顾虑意外”起来,一份《痛切宣言》公开发表,被众多中国茶人看做是为实践先生“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之理想的大行动。*终,此次风波以政府妥协让步而告终。
  1936年,吴觉农先生在《中国农村》杂志二卷六期上,以施克刚为笔名,撰《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一文,表达他对这次半途而止的茶业革命的认识,说:
在现社会中,大资本驱除小资本,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此次统制纠纷的背景,实在不过是这样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而已。……茶业统制的结果是茶业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戏剧,本应当轰轰烈烈演下去,然而因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场了。
作为半幕戏剧的皖赣茶业统制,却成为吴觉农先生后来的正剧的序幕。当此时,实业部开始试图采纳吴先生的建议,成立较大规模的茶叶公司。又不知几多周折,1937年6月1日,由实业部和皖、赣、浙、闽、湘、鄂六个茶区省政府集资,少数私人资本参加的“中国茶叶公司”,于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正式成立,吴觉农先生被聘为总技师。
  仅仅三十七天之后,遥远的北方,卢沟桥边,日本军队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刚刚开始事业的中茶公司,被迫于上海辗转迁徙,由武汉而终往陪都重庆。向被称为“不夜侯”的中华茶叶,这向往温暖与光明的绿色和平之舟,在数百年劫难之后,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凶险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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