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的第二个弱点是一直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组织，这点与前面论及的弱点也有些关连。法兰克人在占据中东的过程中，成功地建立了真正的政府组织。在耶路撒冷，统治者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什么大变化，王国的政策透过王国的政府机构有效推行，教士的政治参与被明显认可，这点在穆斯林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办到。每一个王朝都不免面临生死存亡之斗，每一次的权力交接都激起内战，难道是法兰克人的连续侵略导致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游牧民族的天性使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传承机制，到底该怪谁或是哪一个统治者？是阿拉伯人自己，还是突厥人，还是蒙古人？这个复杂的问题无法在本文内详论，不过有一点该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毛病从古至今都看不出有什么解决方案，甚至直到20世纪后半期也还是如此。

由于缺乏稳定和深受民众信任的政府组织，自然而然的，民众的权利也不免受到影响。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的权力在王公贵族手上是稳固而不容易改变的。乌萨玛在访问过耶路撒冷王国后曾记载道：骑士册封后，国王是不能改变或废止的。更重要的是伊本·朱拜尔的观察，在他的中东之行*后，他曾经写道：

在离开提布尼（靠近泰尔）后，我们路经一片农庄和村落，这儿农业发达，住民都是穆斯林，但与法兰克人和睦相处。住民的房屋皆是己有，田产也没被剥夺，所有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领土内都遵循同一统治规则──穆斯林的田产、房屋、村舍都属于他们自己所有。同是穆斯林兄弟，但居住在穆斯林自己土地上的人，往往受到不公平的欺诈，而居住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却反而受到公平待遇，就事论事，将心比心，怎不令许多穆斯林迷惘。

伊本·朱拜尔观察得很有道理。沿着今天黎巴嫩南方的道路旅行，他发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现象，虽然法兰克人有些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脱乌萨玛称之为“野蛮人的行为”，但他们的社会确实有优点，比如有“权利均分者”的观念。那时当然还没有“公民”这个名词，但封建的地主、武士、教士、大学、资产阶级，甚至是异教徒的农民都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在阿拉伯东方，所谓法律程序的确是比较讲理，但国王的权力往往无限扩张，影响所及，往后有形的商业城市的发展，就如同无形的观念演进一般，皆受到阻滞。

事实上，伊本·朱拜尔的反应值得更深入的分析。虽然他坦承这群“该死的敌人”的某些优点，但他继续诅咒，甚至认为这种公平及行政组织的优点，将来会成为穆斯林道德上的威胁。难道他不是担心穆斯林本身在发现法兰克人社会的优点后，会回头舍弃自己的同胞吗？不管伊本·朱拜尔谅解到什么程度，至少这位著名的旅行家暴露了同时代人的毛病──在整个十字军东征期间，阿拉伯人的社会拒绝敞开大门去吸收西方的观念，这可能是身为受害者所遭受的*大伤害。对侵略者而言，去学殖民地的语言是很自然的事；但被侵略的一方则不是这么想，认为学侵略者的语言象征着投降，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同胞的背叛。结果是，很多法兰克人愿学阿拉伯语；而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除了某些基督徒外，其他的仍继续采取高姿态，不愿学习西方语言。

类似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法兰克人在阿拉伯人的学校里，不管是在叙利亚的、西班牙的或是西西里的，学到很多新东西，对他们日后的扩张大有帮助。希腊文化的遗产，经由阿拉伯人的翻译及保存，得以重新传回到西欧，法兰克人在医药、天文、化学、地理学、数学及建筑各个领域中，从阿拉伯的书籍中汲取到新知识，然后加以传播、模仿*后超越。许多字源是阿拉伯语的名词今日依然在用，如：天顶、天底、方位、代数、算法等等，*常见的就是“零”这个阿拉伯数字。在科学技术方面，法兰克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造纸、制皮革、纺织、酒精及糖的蒸馏（蒸馏及酒精二字又是阿文），然后加以改进。我们也不该忘记欧洲农业受赐于东方的贡献，如杏子、茄子、红葱、柑橘、西瓜，等等，这些字眼原来都是阿拉伯文，太多太多例子了。

在西欧，十字军的东征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革新；但在东方，战争却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在遭受四面八方打击后，穆斯林世界开始闭关自守，变得过度敏感、处处防人、容忍度差及格调降低──这种保守的态度随着现代世界的演变更趋严重。穆斯林自觉是被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的，而且愈来愈是这样。所谓进步，彷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他们与现代事物往往格格不入。难道要保持文化和宗教上的自我认同，就一定要排斥这些象征西方的现代事物吗？还是说要现代化，就要甘冒失去自我认同的风险？伊朗、土耳其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至今还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纵使到了今天，依然摇摆在极端传统派和西化派之间。

阿拉伯世界，对法兰克人既害怕又惊讶。曾经被视为野蛮人和失败者的法兰克人，居然在其后试图征服整个地球。因此十字军东征实在不该单纯地视为一个过往的事件。千年以来，阿拉伯人（或说整个穆斯林）对于西方人的态度往往未变，但很多事件都过去几个世纪了，而其影响今天依然存在，这不是太奇妙了吗？

今天，已经是千禧年的前夕，而一些阿拉伯的宗教或政治领袖谈话仍然不时提到萨拉丁，提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及收复。在大众的心中，在许多官方的谈话中，以色列不啻是一个新的十字军国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三派中，一派就叫希登，一派叫艾因·札鲁特。在埃及纳赛尔总统风光的年代里，曾一再自比于萨拉丁，欲统一叙利亚和埃及──甚至也门！阿拉伯人一直把公元1956年法国和英国在苏伊士的出兵比作公元1191年的十字军东征。

当然这中间还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讲到埃及萨达特总统，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七百多年前的锡比特·伊本·加兹，他对大马士革的人民演讲，痛斥阿卡迈尔这个埃及君主是叛国者，居然把耶路撒冷圣城拱手让人。当我们今天听到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当局为争夺戈兰高地及贝卡山谷而兵戎相见时，怎么能够不回想过去，而有“古今一也”之感叹，而当我们重温乌萨玛对侵略者优势的反省时，怎么能够不想想现在。

只要穆斯林的世界持续遭到攻击，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受迫害的心境，*后往往以危险而固执的观念形式作激进的释放。公元1981年5月13日，土耳其人马哈麦·阿里·阿加曾试图射杀教宗，他在一封信中有下列语句：

我决心杀掉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是十字军的*高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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