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试着做另外一件事来冲破外面的世界：呐喊。几秒钟之后，当双肺的空气被用尽，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闭紧双唇，不知为何，又砰地关上了窗。
我在衣柜里挑剔地选着衣服。谢尔日的妻子应当看上去令人惊艳。即使是在警察局。我穿上粉色的真丝裤子。那是丈夫买给我的。
出了大门我环顾四周。心里紧绷绷的。发动汽车之后，我锁定了车门按钮。一路上我都在观察着后视镜。看上去，我并没有被人盯梢。
警察局显得比电视剧里的还要简陋。散发着一股老鼠的味道。警察们也都不年轻了，但都挺高兴。
我问，我的丈夫是不是死得很快。
“你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探员不解地眯缝着眼睛。
我无法回答。当你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的时候，他离开得是否足够轻松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倘若死者走的时候能少些痛苦，生者的心碎也就能减轻一点。不过跟他们解释这些实在很傻。
第三颗子弹是从手里取出来的。我想象着，他如何本能地用手护着脸，哪怕只是将自己与死神的距离延长一秒钟。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被他们当作了嫌疑对象。他们向我询问了钱财、汽车、住宅还有别墅的情况。还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司机的关系怎么样？
怎么会问到司机的事情呢？
我向他们要水喝。我不好受。
真想走到外面去透透气，可他们还是问个没完没了。我身后有人用一个手指在老式打字机上敲着我的答话。脑子里盘旋着影视剧里的那些话：“我拒绝回答……”但是在这间粗鄙不堪的、屋子里，这样的话听起来简直是荒唐之极。
“您知道……”看上去，这个探员似乎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水平；也许他甚至都不像其他同事那样善于收受贿赂。“您知道吗，据邻居说，您的司机特别关心您，他和您关系不同寻常。”
我紧闭双唇。他们兴许认为我是无话可说。事实上我也的确无话可说。为了跟他们说清楚他们的推断纯属无稽之谈，我得向他们展示谢尔日的照片，跟他们讲述我们的相识和相知；还有我们的相恋；我们的生活；我们出众的女儿；这样他们恐怕才能明白。或许，他们还会羡慕我们，就像不久以前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那样。
他们对我和司机串通的怀疑，显得是多么愚蠢和荒诞。
然而，我沉默不语。
他们给了我一杯水。
　　三天之后，我被允许到停尸间取回丈夫的尸体。
接到通知之后我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泣不成声。
夜幕降临，然后天光渐亮。
电话响了，我没有接。
停尸房离我们的别墅并不太远，这倒很方便。我屏住呼吸，推开门。
“我的丈夫在这里，我想看看他。”
坐在高台子后面的女人连看都没有看我就说：“不行。”
她递给我手表、钱夹还有照片。我和谢尔目的**张合影。我不知道他把它一直带在身边。照片背面是我的笔迹：“有那么一天……我们了无牵挂，只有彼此。”我在某本杂志上抄来的句子。我又一次想喊出声来。原来，谢尔日一直将我的照片带在身边。
在楼道里我碰见一个披着白大褂的秃顶男人。他身上发出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
　 我把钱塞给他。
　 “请您帮帮忙。我非常想看看我的丈夫。”
　 男人拿了钱，面无表情地向*近的那扇门摆了下头。
　“去吧。17号。”
　 我推开门。
　 我略低下头，以便缩小视野的半径。我尽可能不往旁边看，只注意挂在一双双光脚上的号码牌。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
　　我用尽全身的气力让自己忘记——我的两侧就是一排排赤裸的死尸。
找到他了。17号。
我在电影里看到过，人们如何哭着扑向自己故去的亲人。
我却麻木地站在那里。
我的丈夫，那个平日里外表无懈可击的男人——熨烫平整的衬衫，擦得锃亮的皮鞋，一丝不乱的发型——不应当出现在这间可怕的屋子里，在这样的台子上，脚上挂着吊牌。然而，这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双足。
我奔出了门，在停尸房的后院拼命地呕吐。许久许久。天还不黑。
谢尔日的朋友们负责安排葬礼。我只需要选择举行酬客宴的酒店以及葬礼上要穿的衣服。葬礼前的几天里，我独自一人深陷在沙发里。谁也没有找。
我无法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嫉妒心不再将我揪紧。而我要感谢谢尔日，谢谢他的死去。
当然，我更多是为他难过万分。我愿意倾我世上所有，以求他死得平静安详。希望他离开的时候不是那么痛苦和恐怖。
接下来便是葬礼了。我又是一番泪如雨下。泪如雨下的还有我们的女儿。
丧服和墨镜。瓦干科夫墓地的钟声。遗孀与亡夫的告别。
我亲吻他。拥抱他。对着他低语。他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香水是解剖专家建议我带来的，还有西装和皮鞋。我所熟悉的他的香水味已经变成一种特别的化妆品和另外什么东西的气味，我知道，那是哀恸所特有的酸涩气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与他告别。
　后来有人说，我那样爱抚着他，仿佛，他还活着。
　然而，他被永远安葬在地底下。
　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请求维卡允许我到她家里去做客。
　维卡的丈夫在三年前被害了。事情发生在布拉格。透过首都郊外别墅的二楼窗子，她看着她的费奥多尔和同事们一起上了汽车。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三天之后，尸体和汽车被发现。子弹射中后脑。维卡安葬了丈夫后回到俄罗斯。布拉格别墅的贷款还没有还清，几个月之后就被银行收回。维卡并没有为此伤心。那个房子里的一切都让她想起费奥多尔。
维卡在莫斯科见到了她丈夫的哥哥：他只比费奥多尔早两分钟降生。他收留了维卡的儿子，视如己出。他成了维卡生活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除了他和儿子，维卡一无所有。他给她钱，给她买车，送孩子到价格不菲的幼儿园去。他非常积极地参与对孩子的教育——如果不同他商量，维卡什么决定都做不了。很快，这感觉就开始压迫她。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她的丈夫根本不是费奥多尔，而是他的哥哥。不过他本人已经结婚。他妻子并不喜欢维卡，但又不得不同她共处。她总是轻慢地谈起维卡，计算着他们一家花在维卡身上的各种费用。
他们邀请维卡搬到他们家附近那座明亮宽敞的宅子里住，维卡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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