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杨青提了马扎，一个人急急地往村东走。
电影散场了，杨青提了马扎，一个人急急地往回走。她不愿碰见人，不愿碰见麦秸垛。

此时杨青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小说中写道：“杨青内心很烦乱。有时她突然觉得，那紧逼者本应是自己；有时却又觉得，她应该是个宽容者。只有宽容才是她和沈小凤的*大区别，那才是对陆野明爱的*高形式。她惧怕他们亲近，又企望他们亲近；她提心吊胆地害怕发生什么，又无时不在等待着发生什么。”而“也许，发生点什么才是对沈小凤*好的报复。杨青终于捋清了自己的心绪”这一笔真正是写透了爱中无奈之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
《麦秸垛》这部小说，杨青与沈小凤的各自性格是耐人寻味的，在爱情面前，一个持重，一个活泼；一个“懂分寸，想驾驭”，一个“蛮不讲理的叫嚷、不加掩饰的调笑”。显然在陆野明心中，*终胜出的是后一位，沈小凤“雪白的脖颈，亚麻色的辫梢，推搡人时那带着蛮劲儿的胳膊，都使他不愿去想，但又不能忘却……她不同于杨青”。男人眼中的女性我们暂不去论，作为女作家的铁凝的确写出了爱的理性与感性的“双生”，只是它们分裂于杨、沈两人身上，一时让陆野明无所适从。铁凝是怀着善意和悲悯看着这“双生之爱”的，她试图解开这个爱中之“谜”。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我们读到《永远有多远》时，便再次体悟到一位作家对这个“谜底”的追寻与揭示。而这时已是距1983年十六年的1999年了。
《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是应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人物典型。她是北京胡同里快活多话、大大咧咧、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中的一个。叙述者慨叹，“她那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这个人几乎在谦让着所有的人”。九号院的赵奶奶说，“这孩子仁义着哪”！纯洁也好，仁义也好，传统风尚在白大省身上是天然的，善是天然的善，真是天然的真，没有丝毫刻意和伪饰。然而，她的内心要求与外在表现之间却相隔关山，一个十岁女孩已经自觉地以一种外在于她个人内心需要的命令来规范与绳系自己，以自我的牺牲来成全那个冥冥中主宰她人生方向的理智，这个女孩在两种律令——个人本能与群性要求之间倍受煎熬。对比于她，*终夺走“大春”的西单小六好像要单纯得多，这是胡同里早熟而风情的女孩，十九岁的她土豆皮色的皮肤光滑细腻，散发出新鲜锯末的暖洋洋的清甜，她的眼睛半眯，她的辫子松垮，两鬓纷飞出几缕柔软的碎头发，脚趾被凤仙花汁染成杏黄。而白大省在爱情上屡屡败北：对于郭宏的爱情却被利用；与关朋羽的恋爱，出其不意冒出的小玢，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抢走了属于表姐的“新娘”身份。与夏欣，白大省输给的已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她爱的人对她性格的不适，以致她冲着那背影高喊：“你走吧，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了!”实际上，从人格上讲，白大省的精神发育较变动不居的社会而言，一直处于孩童的纯洁阶段，她诚实、真挚，小说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过生日”，她给三位恋人都开过形式不同的生日party，她是一个千方百计想给对方快乐的人，却没有人能在历经这高温、烛光之后，仍然真正关心“她的焦虑，她的累，她那从十岁就开始了的想要被认可的心愿”。过生日这样一种示爱形式本身，有着双重色彩，白大省还是一副无可救药的孩子心态，将她的所爱也放在孩子的位置，两种心态在成人爱情中都是相当致命。面对归来的郭宏“你纯，你好，你宽厚善良”的示弱逻辑与母爱要求，白大省怨忿而绝望，声嘶地说：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然而，那个示弱者回答：“你以为你还能变成另外一种人吗？永远也不可能。”因为白大省善良，是“好人”， 是仁义的化身，所以她“躲”得过一对无家可归的父女的央告，也躲不过十岁就已种在她心里的仁义，她又哪里躲得过赤裸裸的善良和无可救药的童真。女人确实是变成的，虽然她疑虑焦灼，但她还是本性难移。从这部小说，我们看到“双生”的增长性。一方面，白大省与西单小六构成了性格两极的一对，正如我们看到的安静与安然、杨青与沈小凤，她们很像是一个乐章中的高音与低音，相克相生，缺一不可；但另一方面，《永远有多远》还为我们刻画出了白大省的角色与白大省的自我的“双生”，这两个矛盾体存在于一个少女的体内，影响或者说是控制着这一个“她”的成长与走向。
铁凝小说的丰富性在此可见一斑。我曾私下对铁凝说，您的小说特别擅长写少女。少女形象，在铁凝的小说中，也一步步突破着早年“香雪”式的纯度，而变得更为圆润丰满。在这样一种“少女形象”的成长过程中，可贵的是铁凝对在少女身上存在的两种性格向度，一直抱有一种善意的体察。这就是我所说的“双生之爱”。我有时想，也许正是通过对少女的观测而达到的对于人性的深入，才成就了今天的不同凡响的作家铁凝。


◆正文赏读◆
你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吧？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吗？北京还能叫北京吗？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热闹闹、亦真亦假地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待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胡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这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为北京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B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xǐng）。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后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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