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金舜菁在台北，却只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前科犯，她眼前*急迫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报效党，而是怎么生活了。
虽说舜菁被捕前就知道金家姨太太所出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台湾，可是金家二房和三房素来不合，舜菁只怕说起家世是手足，翻起旧账成仇人，哪敢投奔？幸好在生活面临山穷水尽之前，联络上了一位先她毕业的绿岛“同学”，这才找到人作保进了翻译社任职。薪资虽然微薄，也还足以糊口，算是解了断炊的燃眉之急。她也赶紧搬出环境污浊又不划算的日租小旅舍，找了个比较长远的落脚之处，再赶紧依律主动向管区警局报到。
自认学了教训的国民党退败台湾后，对百姓思想言行明订管控流程，非常重视户政，像舜菁这样的自然登记在册，方便管区警察随时查访。久而久之，在地分局里几个巡警竟成了舜菁蜗居仅有的固定访客。
这天舜菁回到房东违章建盖在院里分租给单身房客的小屋时，门口站了个没穿制服却一脸公家人样貌的生面孔在等她。
“金舜蕙小姐？”退守到台湾的此时已经不流行称女士为“先生”。长久以来女人不分老幼，兴喊小姐。舜菁点头答应，心里不免狐疑：自己冒充舜蕙，背着点小案子，不致惊动便衣。这人是什么来历？她把客人让进一床一几的简陋住处，打算出去公用厨房取水奉茶，来人胳膊一抬把她拦住，顺手递过一张名片。
“王专员。”舜菁看名片上印的单位和头衔可比管区警察厉害得多，心下顿时提高警觉，就用怯懦的声音道，“我现在是良民，我们这里的警察常常来查户口的，他们都认得我，晓得我的为人。
”
王专员客气地说自己只是单纯来关心一下近况：“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你在这里还习惯？……对了，你有几个姐姐？”来人盯着她的眼睛问。
“真正的亲姐姐只有一个，我们是大家庭，同父异母的自然还有。不过不清楚大家现在都在哪里，反正没来往。”舜菁谨记自己金家“四妹”的身份，小心应对，“被你们关了这么久，出来敢投靠谁？现在就是孤家寡人。”她伤感地叹息。来人默默点头，似乎流露同情之意。
舜菁察言观色，觉得面前便衣人员看来资历尚浅，应该不难唬弄。决定反守为攻，说着忽然面罩寒霜，语转薄怒道：
“又问我有几个姐姐干嘛？冤枉被你们关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没查的呢？你告诉我，像我这样让家族蒙羞，关过放出来的，有什么脸去找兄弟姐妹？还来问这些有意思吗？麻烦你开门见山直接说明来意好吧？你要听了答案不满意，再要保安司令部把我抓起来问也可以啊！”
王专员果然被她破罐子破摔，豁出去撒泼的样子震慑住了，赶紧安慰道：“我看过你的档案，冤枉不敢说，不过你确实是受了你姐姐金舜菁一案的牵连。
”
“不要提那个人了！”舜菁恨声打断来人，把门一推，示意送客，“为几十年没消息的姐姐，关我五年还不够吗？”王专员解释道：“金小姐你别误会，今天来是有你香港大姐的消息……”
既然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三房弟弟妹妹找她，舜菁慢慢松开了架着纱门准备逐客的手。
原来金家大小姐当年虽然晚婚，却钓到了一只金龟。多金的夫婿叫陆永棠，一九四九年以后定居香港，摇身一变成了台湾当局亟欲争取的港澳侨领。
陆永棠在上海变天前夕，举家移居香港，他不相信共产党，可是对国民党更没好感，哪怕太太娘家在两岸都有亲戚，两边也都愿意笼络在侨界有影响力的成功商人，他却不为所动。等到大陆开始一波波的政治运动，陆永棠才终于接受国民党邀请，下定决心到台湾考察投资环境。
陆家几代华侨，亲友长居海外，在寻亲方面国民党对他本人并无可效力之处，倒是他的夫人金兰熹说自己在台北只和三妈妈生的儿女有联系，其实另外还有几个失散的二房妹妹听说也在台湾，机会难得，烦请相关单位帮忙找来见面。
舜菁冒名的老四“金舜蕙”有案底，找出来不费吹灰之力；只是需要争取点时间做“勤前教育”，万一人在绿岛改造得不够彻底，遇上亲戚大讲当局坏话，那就不如不见。另一个老五金舜菲其实也找到了，住在基隆，可是任凭怎么劝说，五小姐和家人都不愿来台北和姐姐团聚。至于已经伏法的“二小姐”，就只能等陆先生和夫人到了台湾再做说明了。
经由公家牵线和大姐联系上，舜菁才首次直接听说自己离家后父母家中发生的大小事，连舜蕙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也得到线索拼凑，轮廓逐渐浮现，*后更经由管道，让金家姐妹看到了“匪谍金舜菁”行刑那天拍的“遗照”，证实四妹舜蕙的死讯。
除了内疚，舜菁更为以亡妹的身份继续在台湾待下去感到不安，再三央请姐夫作保，帮她尽快离开国民党控制下的这个“险地”。
即使有侨领当靠山，当时国民党治下的一般老百姓轻易不得出入境，背着案底的舜菁奔走经年，护照申请书上才盖齐所需要的章子。
她在一九四六年奉派到台湾，深入敌营二十年，不但一半以上的时间耗在逃亡、坐牢、躲藏，*后还要靠久违的娘家人，以一本代替她死难的妹妹“金舜蕙”名字的护照脱险。
感慨万千的舜菁来到香港，却发现国内的整肃运动已经铺天盖地而起，她虽再度死里逃生，却还是陷在报国无门的窘境里。
大陆十年浩劫期间，社会失序。离开和对岸完全隔绝的台湾，到了消息灵通的香港，舜菁不用找到同志打探，只要天天翻开报纸，就看见一条条惊天动地的新闻；各家报纸深怕消息不够耸动输给同业，图文都拣残缺不全、五花大绑，或者被斩去头颅的尸体来描写红卫兵派系之间斗争的惨烈。香港记者采访不到见证人，就发挥想象力，弄得看报像读惊悚小说。
舜菁思之再三，决定不轻举妄动，她选择性地和组织保持失联，继续当她无依无靠的孤老太婆。
然而她在香港的姊妹毕竟不同于台北那些可以老死不相往还的亲戚，慢说大姐夫妇对她有恩，六妹舜蒂跟她更是一母所出，可是姐妹们的人生志趣相差太多。香港小如弹丸，想躲开熟人没有说起来容易，舜菁只能尽量避免和富贵的姐妹往还。
“铜钿没额，派头笃 (大 )来兮！”六小姐舜蒂讲到二姐就发火，“请不到的呀！我今天跟她说，对笃姐夫都这样，那叫不识抬举，忘恩负义！”
舜菁听到任何闲话都装没听到。她自食其力，凭借外语能力过关斩将，一把年纪考进洋行当文员。混迹在中环脚步匆匆的人潮里，做低眉顺目的普通小市民。
直到文革结束，她得知自己的上线通过各种渠道居然熬过改造，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官复原职。舜菁也就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更费尽力气恢复本名，以延安时期老革命家的姿态回归祖国，更以爱国华侨和离休干部的身份，得到了一个涉外单位的顾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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