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拿破仑攻下莫斯科后，忽一日，他手下一队士兵憋得发腻，便决定拿钟楼上的大钟来取乐。
　　大钟不在钟楼的顶层，而在第四层与圣约翰教堂连接的部位。
　　伊凡大帝钟楼由两部分组成：钟楼与教堂。
　　伊凡大帝钟楼上的钟，也能占些全俄罗斯之*：*大和*多。钟楼上共吊着33座大钟，其中*大的一口名为圣母升天大钟，重4000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乘以4000，想想吧，那该有多么重！俄国人一向以大为美，但很多人仍不明白造这么大个家伙有什么用，大得都有些傻了。这也难怪战场上也照样浪漫的法国人，要拿它寻开心：给它几炮，看能咋样。结果可想而知，大钟在一片或许悠扬悦耳的响声中化为一地碎片。
　　没关系，大钟毁了可以再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让人担心的是钟楼这座古老建筑。还好，拿破仑10公斤一个的炮弹落在它的身体上“嘣”一下就如弹个脑瓜崩。
　　伊凡大帝钟楼说白了就是个古城堡，它的防御体系固若金汤。萨布林大主教没有理由不安心睡觉。当然，睡着或睡不着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二
　　今夜，雨特别大，而且还伴随着一道道吓人的闪电。这与九月天气显得格外的不相称，也显得有一些怪异……
　　萨布林·维塞洛夫黑衣大主教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在中国的哈尔滨度过，另一半时间被困在前苏联的劳改营里。到1993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并且他的面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二十多年劳改营严酷的生活环境摧垮了他曾经有过的强壮体魄。两条腿弯曲了，严重的关节疼痛每每在风雨之夜折磨得他无法入睡。胃也不好，总是莫名其妙地疼。在劳改营中经受二十多年折磨没有一个人的胃会是健康的。
　　萨布林大主教是在后半夜时分，被他的胃和关节共同联手，把他折磨醒了，去了趟卫生间，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如果没有病痛的折磨，那听起来应该像是一首诗，是诉说他坎坷而奇异的人生的一首诗，主基调沉重又荒谬。不过当一切苦难都已过去之后，回首往事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叫人留恋和珍惜。
　　大主教早已看破生死。他甚至想过早一些结束自己的生命去见上帝。一生从没做过亏心事，尤其没有出卖过灵魂，他相信死后会进天堂。天堂里有多少快乐和幸福他没有过多考虑，只求上帝能重新给他个好身体。
　　3点15分，大主教刚要进入梦乡时，忽然间他觉得有一样什么东西顺着钟楼光滑的外墙在爬。也可能是错觉，他拿不大准，恍恍惚惚的。把灯打开后，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再也听不出什么了。他打开了窗子。雨声骤然地大起来。黑幽幽的院子里，能看见亮晶晶的水洼。沿墙的几盏照明灯，都被树影遮住了。远处还有朦朦胧胧的街灯，昏昏欲睡的样子。不见一个人影，也不见一辆车。
　　大主教关上窗子，又重新躺下了。
　　大主教似睡非睡地又躺了两个多小时，6点钟时，他起来了。早起差不多是所有上了岁数的人的习惯。洗了一把脸，他走出了房间，要出去透透气。清晨到院子里散步，也是他的习惯，顺便也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一扫。秋天了嘛，沿着院子的围栏，长着一圈的钻天杨。后院还有一棵挨一棵的桦树。
　　雨停了，这很好。但是要扫树叶是不可能了，一层层金黄色的叶子都被水泡上了。他沿着石头铺就的小径转了两圈，忽然觉得好像是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却又想不起来是少了什么。人老了常犯这毛病。
　　修士瓦洛佳走出来了。瓦洛佳除了负责教堂里的事务，还担负院子里卫生的打扫和看护好苗米和苗姆两条狗……
　　倏地一下子，大主教想起他忘记什么了：每天清晨他一走出教堂的大门，苗米和苗姆必定摇着尾巴列队迎接他。它们先是立在台阶下面，把头仰起，好像在对他说，首长好。还等不及他还一句好，两个家伙已迫不及待地跃到他身边来，对他表示亲昵，用热乎乎的舌头舔他青筋凸暴的手。以后就一左一右跟着他散步。天天如此，从无例外。
　　萨布林四处张望，不见苗米和苗姆的踪影，便开始预感到有些什么不对头了，有一些紧张起来。这时正好瓦洛佳走到他跟前来，便问，苗米和苗姆在哪里？你昨天晚上没有把它们放出来吗？
　　瓦洛佳是狗的“监护人”，瓦洛佳说，昨晚他把狗放出来了，不会错的。萨布林又问，那怎么不见它们？瓦洛佳答，我也奇怪呢。
　　瓦洛佳说着就直奔后院去了。狗窝在后院。萨布林也跟了过去。
　　当他们跑到后院的时候，两条狗正躲在窝里，畏畏缩缩、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狗有这种天性，犯了错误它们自己知道，头低下去，情绪也不高，怕惩罚的样子。萨布林和瓦洛佳相互瞅瞅，都觉得这太蹊跷了，两条狗能犯什么错误呢？
　　瓦洛佳喊它们出来，喊了好几声，两条狗才耷拉着脑袋，很不情愿地走出了窝。在苗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镶着绿宝石和镂金的圣诞节彩蛋。
　　大主教和瓦洛佳面面相觑，两个人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瓦洛佳从狗脖子上把那彩蛋摘下来，与大主教仔细辨认之后，两个人都感到背上咝咝地冒凉气。原来那个彩蛋曾是伊凡大帝的心爱之物，价值连城是不用说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本来在钟楼*顶端的密室里藏着，怎么现在跑到了苗米的脖子上呢？
　　感觉是共同的——那是一个让他们觉得不可能发生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钟楼被盗了！
　　三
　　红星区刑侦支队小队长安德烈刚走进办公室，雨衣上的水珠还没甩干净呢，头儿就把他喊去了，对他说，伊凡大帝钟楼昨天夜里出事儿了，丢了什么东西，你去看看吧。
　　丢了什么呢？安德烈问。不过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断定自己要挨骂了。
　　头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头儿长得高高大大。在头儿的脏话还没有从嘴里甩出来之前，安德烈就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可当他逃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头儿的大嗓门甩出的语言炸弹，还是直追了过来：丢了什么东西？亏你说得出口。要是我什么都知道，还要你们干个屁！
　　头儿的脾气越来越坏，安德烈能够理解，1993年的俄罗斯，各种各样的案子如“雨后春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无论是谁，想没脾气都难。
　　安德烈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纯种的俄罗斯人，而他，安德烈他“老人家”一眼看上去却像个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是不用说了，鼻子也该大不大。于是同事们都喜欢叫他安德烈。正因为这一点很多同事经常开安德烈的玩笑：你母亲肯定有过外遇，而且外遇的对象肯定是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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