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少年的时候，安德烈就曾对自己的长相问题求教于母亲，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案。倒是父亲的回答斩钉截铁：你母亲对我的忠诚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安德烈的长相问题给同事们平添了很多话题。还有一些同事们说：亲爱的安德留什卡，如果在生你之前你妈妈没有外遇的话，那肯定是遗传基因问题了，肯定是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曾被拔都或拖雷的蒙古兵非礼过。当然了，如果身体强壮，也不排除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非礼过人家蒙古兵小伙。一定是这样的。基因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直接就传下去，有时要隔几代才能显现出结果。
　　对于同事们的种种断言，安德烈都将信将疑。不过每当同事们把他的身世同那古老的东方相联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都会升腾起一股神秘的感觉，崇高又甜蜜。当年读大学时，如果不是中苏关系正紧张着，他一定会选学外交和中文，以求将来有机会去中国转一转。心里话，他巴不得自己奶奶的奶奶的奶奶，被蒙古兵非礼过或非礼过蒙古兵，这样他去中国的理由就充分了：寻根。
　　马上奔三十的安德烈结过婚，但没过多久就离了。耍光棍的他每天的时光是这样度过的：早晨8点钟去上班，到晚8点也许更晚些才能回到家。每天6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劳动健康保障法从来都没有被他认真执行过。到家后吃口饭，跟母亲说上几句话，看看电视，就准备睡觉了。不过，躺床上以后，他一定要把那本《俄汉口语对话》小册子翻上那么几页，才好安然进入梦乡。小册子是他在街头书摊上买的，中俄边贸热，这类简单会话的小册子很多。至于学它干什么，安德烈并没有认真地想过。他只是感到亲切。
　　安德烈人缘很好。领导对他的印象也相当不错。业务熟练是不用说了，从警十年却没染上任何不良嗜好，这相当不容易。他不吸烟、不酗酒，也不乱找女人，上班还从不迟到。不过，关于这一条，上班从来都是早到而不晚到，是优点还是缺点，值得商榷。
　　安德烈的同僚们，那些有经验的小队长们，都是宁可在大门外靠着，让日头晒着和让风雨淋着，也决不提前一分钟走进区警察局的大楼。小队长们的顶头上司大队长，永远都是谁先在他面前出现就把*苦*倒霉的差使交给谁。
　　安德烈不是不了解头儿的这个毛病，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脚。所以挨骂对他来说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般的正常。
　　四
　　开始的时候，安德烈并没有意识到伊凡大帝钟楼的窃案会对改变自己命运起到什么转折的作用。他是以一颗平常心接下这个案子的——盗窃案、杀人案、抢劫案、强奸案、诈骗案，当警察的每一天接触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但是命运这个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一些毫不起眼的事情往往就能够改变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的安德烈，当他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当然，那只是在无形中的……
　　查看完了现场，安德烈的心里基本上就有谱了。可是经验告诉他还是先不动声色为好。再说，好奇心也确实强烈地驱使他要借机看一看伊凡大帝钟楼到底藏了多少宝物和都是些什么宝物。开开眼总是好的，开开眼，将来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写回忆录时，就会增加不少精彩内容。
　　但是人家不给他看。人家——失主的代表修道士瓦洛佳明确告诉他，我们已经反复查看过了，您没有再看的必要了。我们只丢了一幅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丢。
　　这让安德烈扫兴。
　　“一幅画？”他问，“一幅什么画呢？”
　　“费奥凡·格列克的作品，‘神的忧虑’。”
　　安德烈惊奇地“哦”了一声。他尽管对艺术不是内行，但费奥凡·格列克的宗教画价值连城却是一种常识。
　　“真品还是赝品？”他问。
　　瓦洛佳的眼睛瞪大了，一副被污辱了的样子：“先生您怎么可以这样问？如果是赝品的话，还有必要把您请来吗？”
　　安德烈故意不理不睬：“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没就没了，有什么能证明它确实被盗了呢？”
　　瓦洛佳终于被惹火了，连珠炮似地说出一番话来：这幅画刚刚于一个月前才转移到我们这里，经过了我们大主教的手，圣约翰教堂所有的神职人员也都看见了。我们把它藏在钟楼顶层的秘室里了。而现在它没了，不翼而飞了，这就是证明，您还要什么证明呢？难道要我们自己去把这画儿找回来再给您看，才算是证明吗？
　　安德烈满意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刚才你气了我一下，现在一报还一报，扯平了。不一会儿他又问了瓦洛佳一句：“除了一幅画，真的就再没有丢失别的东西？”
　　瓦洛佳很坚决地回答：“没有，真的没有。”
　　安德烈说：“这就奇怪了，盗贼完全可以顺手牵羊多拿走一些东西，比如宝石，比如夜明珠，他为什么就不拿呢？”
　　瓦洛佳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安德烈又问他：“你怎么看这个案子？说说看，别有顾虑。”
　　瓦洛佳迟疑了一下，他当然明白安德烈话里的意思。
　　“从理论上讲，”他说，“盗贼应该是破窗而入。可实际上……”
　　“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安德烈接过他的话说，“给你个云梯，你也爬不上伊凡大帝钟楼的顶层——是这样吗？”
　　安德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传达出去的信息很明确，我们警察可没把你当外人。其实安德烈心中早已有数，按照惯例来说名画失窃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内部人早瞄好了那幅画，抽冷子把它盗走了，为了转移视线，故意把钟楼的窗子打开，伪造出让人以为有盗贼进来了的样子。说真的，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小伎俩安德烈见得多了。
　　安德烈单刀直入了，问瓦洛佳：“说说你的意见看，谁*可疑？”
　　瓦洛佳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谁都不可疑。”
　　安德烈说：“那就奇怪了，谁都不可疑，画儿怎么会没了呢？”
　　瓦洛佳圆睁的眼睛有一些茫然。他真的感到奇怪无比。
　　安德烈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说：“我之所以问你，是为了加快破案的时间，你不知道也就算了。这也怨不得你，生活中有许多人外表是正人君子，实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无论他们怎样伪装，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都必将原形毕露。”
　　安德烈对瓦洛佳说：“你等着看我给你亮绝活儿吧。”
　　其实安德烈的绝活儿不过是指纹断案而已。手段平凡却十分管用，自从1905年苏格兰传教士亨利·福尔兹宣布了世界上绝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这个真理后，历时百年，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安德烈要把圣约翰教堂所有26个人的指纹全取下来，再跟窃贼的指纹两相对照，谜底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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