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知道，曾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生入校时，首先要给他们当头泼一盆冷水：北大不培养作家。这也是这一偏激的生活源泉观所导致的。
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其丝毫不顾事实的样子，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仅仅十几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鲁迅先生确实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两
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一些有悖于事实的结论与想法。
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的大人们的头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给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么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
你对孩子说了这样一番道理之后，他还是会说：不，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的可能确实是实话。既然我们肯定地告诉他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预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五十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地。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力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级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落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印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还是让我来说一些历史的教训——
我们要说的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作家。他们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他们被一些带有行政性的政治概念框住了大脑和心灵。他们迷失了。他们如同得了遗忘症，从前那些复杂的人生经验，精彩绝伦的生活故事淹没了，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观念——他们不得不根据这些观念去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这简直太困难了。他们甚至被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然而一个由许多人参加的创作组废寝忘食许多日子，也不能取得成功。回头再读那些“艺术品”，不禁使人感到悲哀。
我曾看到一幅所谓的画。它是根据某一个教条被创造出来的。创作它的竟然还是一些受过美术学院高等教育的美术家。那幅画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想象力平庸到使人落泪的程度。几年前，我在朋友家又看到了一幅画。那是朋友的七岁的小女儿的信手涂鸦。那天真纯洁的思想，那无拘无束的浪漫的想象，那近乎于现代派的平涂的鲜艳色块，令人惊叹不已！这幅画能让那些画家们害臊得无地自容。
回首看，不寒而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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