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史解码人 节选

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学的开创者 梁思成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还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学的开创者。这门学科是19世纪在欧洲开始兴起的，到了20世纪中叶才陆续制定出一些世界公认的权威性规范，1964年在威尼斯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是**个用于文物建筑保护的指导性文件。然而梁思成早在战乱的20世纪30年代就曾为保护文物建筑而奔走、呼号。19 44年夏，他曾出任当时教育部所属的战区文物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当盟军即将大反攻时，他编辑了中国古城、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同时，还把他知道的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文物建筑也附在上面，并把保护目标标在军用地图上，提供给有关方面，致使中国和日本的若干重要文物建筑得以免遭战火袭击。被日本人民视为“保护古都(京都、奈良)的恩人”。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与他联系，希望他能给解放军提供一份全国文物保护名单。当时他非常感动地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保护，竟做了原来自己一直担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于是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日以继夜地赶编出**份“全国文物建筑简目”，这个材料曾印发给解放军备作战部队。他又一次为保护文物建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成提出的许多保护文物建筑的观点是具有科学性的，有些与《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早在1931年他就曾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关于文物建筑是历史信息载体的概念。又如，他提出：“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所倡导的“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环境”的观点。解放以后，在对待北京城的建设问题上，他也曾明确地指出过：“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 因此，他呼吁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因为“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 梁思成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另一功绩在于冲破传统的保护观念，提出了新的保护原则。1935年他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中**个提出：“重修文物建筑不同于古代匠师们将已破敞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料坚实的殿宇……使之面目焕然一新的做法；而应“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1964年他又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 ’作为我们的原则。”对于“风烛残年”危在旦夕的古建筑，应采取“输血打针”的办法使其恢复健康，“老当益壮”，而不是“涂脂抹粉”，使其“ 返老还童”。他还指出文物建筑应具有“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它特有的‘品格’与‘个性’。”他的这些观点，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共同遵守的指导性原则。梁思成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观点，在《威尼斯宪章》被介绍到我国之前，更显现出其夺目的光彩。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建筑设计虽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也曾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设计。例如他曾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完成了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设计。解放初他还曾领导过清华大学营建系(即后来的建筑系)师生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同时，他对我国当代的建筑创新和城市规划也一直非常关心，并作过若干理论性探讨。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提出过许多规划方案和建议。在他的晚年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了“拙匠随笔”的专栏。撰写的这些科普文章涉及到建筑的艺术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和实用、经济、坚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在我国建筑界乃至社会上都引起很大反响，对繁荣建筑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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