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公布的核算结果，只计算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环境污染损失成本至少应当包括二十多项指标，此次核算只涉及了其中的十项，即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体废物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专家还说，“即便在这十项环境污染损失核算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
面对这份凝聚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两个主持单位，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技术支持单位心血的、不完整的“绿色GDP报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等着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就来不及了。我们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无论如何，做总比不做好，有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好。相对得到这一结果而言，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开始了一种新工作方式，学会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位项目专家组成员说。
据潘岳透露，下一步工作组准备做两件事：一是完善核算方法，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常规工作开展下去。环保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等三项基础性调查工作，以补充本次统计的缺憾；并启动全国生态破坏损失调查，为环境退化成本的全面核算奠定基础。二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
这番话中，“常规工作”与“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两个点引人注目。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绿色GDP核算工作的大幕真正拉开了。
绿色GDP核算的环境伦理学基础
“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在工业体系达到极高的水平，集聚和累积人工资本的成就达到巅峰之时，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由于更多的人和营业场所面临生命系统更大的压力，对经济繁荣的制约将更多地取决于自然资本而不是工业势力。”*新出版的《自然资本论》一书作者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在该书**章如此说道。
另据《自然》杂志估算，地球自然系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每年的价值至少有33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其稳定性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1970年代起，以**个地球日诞生、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租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等为标志，资源和环境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在那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背景材料《只有一个地球》中，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说：“现在地球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已为人所占有，对于地球的悉心维护已成为人类继续生存和为全世界人民创造舒适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份文件末尾有一段动情的表述：“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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