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求学历程与文学主张
　　韩愈一生以承继儒道为职志，曾自叙求学历程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与凤翔邢尚书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上宰相书》）可见在未能仕宦之前，韩愈实以读书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对文章尤有偏好，曾说：“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进学解》等更详述自己长期读书作文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儒家经典十分重视，往往注意其文学内容与形式，并把儒家与后世文学家相提并论，如《进学解》谈到读书写作的心得：“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过程中，显然特别重视儒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不是后人所谓“文统”、“道统”之分。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指出：“北齐高湝致杨遵彦书中说：‘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隋书》卷二《李德林传》）在唐人的观念中，经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不同文章类型已区别得很清楚。但韩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贾的经术政论文章，而在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扬雄等文人创作。他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答刘正夫书》）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到的历代‘善鸣’、‘能鸣’者中，汉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唐代则提出了陈子昂以下到张籍九位，都是文学家。他批评当世科举之文：‘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答崔立之书》）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河东集》卷三四）近人陈衍则说：‘昌黎虽倡言复古，起八代骈俪之衰，然实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艰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遗室论文》卷四）”对于韩愈的这种倾向，后人有各种评论，北宋程颐说他“倒学”，是“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语录》卷一一《遗书伊川先生语》）。南宋朱熹也说：韩柳用力处“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更明白强调：“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资不高，俗见颇重，自负见道，而于尧、舜、孔、孟之遣，实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这类批评相当普遍，却忽略了韩愈诗文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实践的事实。
　　韩愈一心在发扬文学创作的传统，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鸣”“出奇”胜场，因此他读书所重在“奇辞奥旨”兼顾：“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其他相近的言论主张尚有：“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文丽而思深。”（《与祠部陆给事书》）“海含地负，放恣横从。”（《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章语言，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这些体会有得之言，显示韩诗有深厚的内在学养，又必然走向奇、丽、深、劲的路途。正如他在《调张籍》一诗中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三、韩诗的分期与主要内容
　　韩诗大致可分为三期，汤贵仁《韩愈诗选注·前言》的说法是：“贞元八年（792）韩愈中进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留下的不多，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县令，是韩愈一生的中期。这个阶段是韩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从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职方员外郎至长庆四年（824）冬逝世，是韩愈一生的后期。……这一时期，他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除了坚持反对藩镇割据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逐渐减弱，但也不乏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篇章如《泷吏》《华山女》《过鸿沟》等。”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与上述大同小异，但更能追探韩愈诗风转换的原因：“如果综观韩愈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诗还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朴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显著。雄奇变怪的追求是在贬阳山之后才明显起来的。而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特别表现在诗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长篇古诗很少写作了，而多写清新蕴藉的小诗。这个事实表明，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
　　检视汤、孙二人的说法，似以孙说为胜。盖贞元八年之前韩愈诗作太少，实难与后来比拟。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贬阳山，内心愤慨不平，对其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宪宗元和六年韩愈虽返京任职，但生活依然困穷，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趋坦然自适。以此时为后期的分界，较合乎韩诗风格转变的实际情形。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第六编第二章第五节《尚怪奇——韩愈的诗（二）》也说：“韩愈那些追求怪奇*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现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此前他的诗风是以叙述写实为主的。”此处肯定韩诗“怪奇”诗风出现于贞元后期，故汤贵仁关于中期开始于“贞元八年”的说法，不如孙昌武、罗宗强“贬阳山之后”的说法来得恰当；而其结束于元和年间的说法，则汤、孙、罗三书说法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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