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四明经籍志 本书特色

本书作者以《四明经籍志》（作者张寿镛，字咏霓，号伯颂，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底本为四十五卷，或题五卷，其书共分四十五目，分类情况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同。每条书目下，列卷数，作者时代、姓名，出处，后列提要、序跋或考证）为底本，整理、标点了《四明经籍志》的基础上，又立足于当下*的研究成果，对张寿镛原本一些错误、不足之处加以匡正、补充，并从各类提要、藏书书目、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中提取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信息。如将《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提要进行了必要的整合，介绍了文献价值、版本流传、学术影响等方面的内容，个别地方还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这些工作对后人了解宁波乃至浙江的学术文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增订四明经籍志 相关资料

续四明文脉，泽万千后学—评《增订四明经籍志》 陈英浩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业师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课上提到了文献目录是治学的必备法宝，也是了解一地文化的“辞典”之一，这句话令笔者开始认真探访浙东的经籍志，可十分遗憾的是，相比于温州、湖州的同学而言，宁波经籍志的探访并不顺利。宁波历史上的几部经籍志，如《四明艺文志》、《四明人书目》等或佚或罕，而*为重要的《四明经籍志》虽然有稿本、民国抄本、铅字排印本这三个版本加上后来日本东京大学的影印本（题作《四明丛书别集》）和《地方经籍志汇编》收录的影印本这两个影印本，但都不便获得，这令笔者十分怅然。近年获悉曹亮先生正在增订《四明经籍志》，笔者就有一种热切的盼望，如今，这部厚达768页的两册本《增订四明经籍志》正式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想以此文简要评述这本著作。 一 文献目录的编撰和整理，有时被人讥讽为“书皮之学”，似乎这种治史的基础性工作毫不必要，更无技术含量，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有不少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宁波地方文献，却常常有无从下手的感觉，导致不少的研究宁波的著作所引文献往往出现雷同率高、文献版本不精的状况。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在于缺乏一部系统、完整地反映宁波历史文献的目录，因此有不少学人和单位开始关注这门“书皮之学” 方志中的经籍、文献志是掌握宁波历代著述的一大资料来源，因而宁波、鄞州等各地史志办陆续影印了《宋元四明六志》、《明代宁波府志》、《清代宁波府志》、《同治鄞县志》等旧志，方便不少学者的利用，但方志文献存在遗漏率高、谬误较多等问题；而童银舫、励双杰、龚烈沸等地方学者或通过私藏、或通过公藏目录和网络，相继出版了《慈溪余姚家谱提要》、《宁波古今方志录要》等专题文献目录，可仍只能反映宁波文献的一小部分。宁波市图书馆的万湘容和干亦铃还编制了《民国时期宁波文献总目提要》一书，虽然填补了宁波民国时期文献目录的空白，可无法反映宁波古代文献的存佚情况。至于近年来天一阁博物馆等单位和个人对换黄宗羲、万斯同、王应麟、徐时栋等宁波乡贤著述以及部分私家藏书楼的藏书目录的整理，也只能反映一代一人的成就。这些目录虽贡献卓著，可仍无法承担宁波历史文献总目的职能。 可事实上宁波并不缺乏文献总目。早在清朝，刘凤章就编撰了《四明艺文志》，随后还有民国时期的《宁波学人著书目》、《四明人书目》、《四明经籍提要甲集》等目录问世。当然*为完整、系统和重要的便是张寿镛的《四明经籍志》。它的问世缘于张寿镛在整理宁波文献、编纂《四明丛书》时的想法。他希望能通过这部著作能弥补《四明丛书》卷帙有限的不足。于是自1930年开始，张寿镛就在冯孟颛等人和在沪的“四明文献社”等社团的宁波同乡的帮助下，开始编撰此书，终成一稿，总共收录书籍达5973条，远远超过了被誉为“地方艺文志之冠”的《温州经籍志》1759部的载书量，在体例上综合明人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清《四库总目提要》的体例，分类完善。张寿镛还同亲自考订《四明丛书》所收文献一样，对该书所收书名、作者、卷数等信息详加考证，力求精确。但张寿镛仍觉不足，一直未将此书付梓，身歿之后，仅余稿本和几部抄本，后虽有少量铅印和两次影印，仍没有获得学界足够重视、利用，关键在于其流传不广，影印极罕。 曹亮兄则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数年前就将整理、增订《四明经籍志》的工作提上日程，并申报了有关课题。随后，更辗转宁波天一阁、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地搜罗齐备了三种版本的《四明经籍志》，尤其是对国图藏稿本和天一阁、浙图藏有批校的铅印本花费了大量力气研究，探赜索隐，终承咏霓先生遗志，惠泽学林。 二 所谓《增订四明经籍志》，正是曹兄在整理、标点了原本的《四明经籍志》的基础上，又立足于当下*的研究成果，对张寿镛原本一些错误、不足之处加以匡正、补充，从而令这部著作在大范围面世之时，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工作。这其中有几点令笔者在读完此书后有十分深的印象。 曹亮兄在全书正文之前有一篇长达18页的整理说明，这部整理说明*次系统性地评价了《四明经籍志》这部书籍。张寿镛在编纂《四明丛书》时，几乎在每一部所收书籍前都亲自撰写了详细的序跋，内容为考证其成书、版本及流传和学术意义，这些序跋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更象征了四明一地“经世致用”的学风。而今在增订本书时，曹亮兄继承了这一传统，对于《四明经籍志》给出了当代学人的评价，对成书缘由、成书经过、版本特征及其特点一一予以揭示，尤其是在编纂时间上，他关注到了学界尚无定论，一些工具书亦语焉不详，甚至矛盾重重的现象，遂以《四明丛书》和《四明经籍志》的联动性切入，发现了四明文献社成立（1934年）即初稿完成之年的记载，又结合稿本中五年成稿的记载，将1930年—1934年这五年定为该书的编撰时间，令人信服，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篇整理说明也推动了张寿镛人物研究和近代宁波在沪文人群体活动研究，意义是双重的。 古往今来的文献目录总不能尽善尽美，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治学必备的目录书，尚需余嘉锡、李裕民、杜泽逊等后代学人的一次次纠谬，《四明经籍志》概不例外。曹亮兄在这方面致力尤多。仅重复一项，就总结出一书多见、一人多见、一书子目分列多种三种情况，并且通过注释一一注明，如此机械的工作应花费了大量精力。而纠谬上，多运用了他校之法，其将《鄞县通志》、《四库提要》、《续四库提要》等先人、今人的著录成果一一对照原书，纠正了张寿镛在撰写、手录时的不少错误，这些错误无外乎三类：一是抄录失误，如“5632条《艮园文集》十二卷，近人奉化江五民后村撰”，这一条据注释，稿本中的“后村”作“后邦”，江五民乃近代奉化乡邦文献主要整理者之一，曾有《剡川诗钞续编》等作品。《艮园文集》乃江五民的文集，于1930年印行，传本较多，且张寿镛曾在《孙拾遗外纪》中引用过江五民之诗论，故而张氏对江五民应当知晓，村字或为“邨”和“邦”字形相近之误。二是因句读等原因造成的失误。《四明经籍志》所收文献繁多，涉及到的历朝历代人物、版本颇多，难免有张氏失误之处。清人余?曾有《滋玉堂拾草》、《笠亭遗稿》两部著作，均为鄞县方志所载，可在《四明经籍志》稿本中这两条的作者为余?滋，在这个问题上，曹亮兄翻检了《鄞县通志》、《续甬上耆旧诗》等文献，确定乃张氏误读“余?滋玉堂拾草”的缘故，将之纠正。三为倒字、脱字。古籍文献中倒字、脱字是常见的毛病，往往一字、数字的颠倒、脱漏会造成全书意旨的变化，乃至完全扭曲。而《四明经籍志》稿本、抄本皆为手录，难免有此类错误。如明人周长世的《冬青斋集》在稿本中便做《冬青斋》，核查《光绪慈溪县志》，乃脱漏集字。之所以能纠正如此多的错误，赖于曹兄充分利用了手头的文献，尤其是方志文献、同时代的诗文集文献和冯孟颛等和张过从甚密的藏书家的藏书目录，如《伏跗室书目》等，能够做到及时纠正稿本中出现的各类错误。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此次增订工作是在完全搜集齐各个版本，并正确地选定稿本为底本，参校各馆藏抄本、铅印本（含浙图和天一阁的批校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这些纠谬、查重的成果是以《四明经籍志》和现存各类宁波文献目录互参互校的结果，厘清了这些文献目录的不少错误。 增订工作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增补了不少原书中没有的信息，提升了整部书的参考价值。如前文张寿镛迟迟不正式出版《四明经籍志》的原因，怕其仍不够完全。事实上就当时能掌握的材料而言，这部书已经相当完备，但存在版本信息、卷数信息较少，提要不够丰富的问题，正是看到了这两点，曹亮在增订工作中补充了各类提要达30多种，数量在500条左右这些提要来自《四库提要》、《续四库总目提要》、《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四明经籍提要》等大量文献，确实做到了“对于考察宁波一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就提要的内容而言，张氏提要失于简略，仅载各类目录中的题名，在存佚情况上亦据先人之言，或难发现先人不确之处。此次增订全载这些书籍提要的全文，使得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此书内容、历代评价，在版本和存佚上补充了该书在历朝历代的各个版本，尤其是此次还补充了不少稿抄本和原刻本信息，对于一些书籍的版本系统的梳理有很大的便利，一些未见的地方人物著述，此次也将各地新发现的稿抄本、原刻本信息一一付诸于上。如果总结一下，曹兄其实是将其所能见到的所有信息突破各类目录的限制，全部扩充于一书之上，令利用此书的读者不必在另行翻检，大大提高了效率，也享受到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如明儒丰坊的《万卷楼遗集》就详载《续四库提要》的记载版本、约园藏抄本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的影印本，让读者有迹可寻。 三 而更令人钦佩的是这并不是以此书作为其增订工作的终结，在整理前言中曹亮兄又提到了仍然有大量文献未被载入，尤其是长期不受传统文献学界重视的医学、占卜、农学、军事、新学等书籍，而像一些大型丛书不少并没有收入，而已收入的丛书又没有单列子目，更重要的是旧属绍兴的余姚、旧属台州的宁海亦有相当大的数量没有补入，恐无法完整呈现当下宁波市下辖各县的文献。这在文献学上一语道破了传统文献学的窠臼，拓宽了地方经籍志收录的范围。更迫切的是地方文献正逐渐成为国内社会史、医学史、环境史、历史地理等新兴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材料来源，如果能在未来几年内，《四明经籍志》的再次增订工作能切实做好这些工作，相信将进一步推动整个浙东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进步，拓宽其学术视野。 至于笔者也在此提出一些补充的意见。这部《增订四明经籍志》虽然增补了大量版本信息，但其来源还是从已有的目录中摘取信息，这种从二手材料到二手材料的做法在当下或许受到一些公藏单位“藏书秘不示人”的“规矩”的影响，可随着古籍普查的推进，将会有大量古籍“重见天日”，这其中势必有不少四明文献，因此在二次增订工作中应充分吸收古籍普查的成果，尽量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版本信息、存佚情况和馆藏信息。另外e考据已经成为不少学科研究获取材料的新方法，如何将这些国内外数据库中的宁波文献吸收进来，著录出其在网络的获取方式，也是一个在信息时代下可以突破的亮点。 但不管怎么说，这部《增订四明经籍志》的出版是继张寿镛后对宁波古代文献总目录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整理、修订，它一定会成为宁波日后文献丛书的编撰、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利用这两项工作的指南，还将辐射到国内外历史学、文献学、出版学等各个领域对于宁波的研究，更好地助推宁波书香之城和东亚文化之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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