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六、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着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
　　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巴。”（《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编辑本段]郑玄的学术成就
　　一、承先启后的伟大经学家
　　我国两汉时期，经学最为昌盛。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经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东汉则是古文经学兴起、抗争，直至超过今文经学的时期。郑玄以古文经学为生，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说：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
　　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历史地看，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来研究郑宫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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