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立煌为总指挥的第二、第四、第五路军共12个师和海、空军等约15万
人，从浙、赣、粤三省分路进攻福建，还勾结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派出军
舰、海军陆战队侵入福建海域、港口，策应作战。
福建政府与中央苏区互通贸易，使红军得到了急需的盐和西药。双方还
继续在军事、政治上广泛合作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磋商。由于福建政府兵
力仅5万人，他们多次表达了希望派遣红军到福建支援作战的愿望。这时，
中央苏区的东部威胁骤减，如果中央红军能及时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的话，
对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把红军的主力开到
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
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敌回援，
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特别加了一句预言：“此计不用，第五次
反‘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后来，毛泽东又提出
“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但同样遭到了
李德、博古的回绝。
彭德怀也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
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威
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
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被博古批评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
李德的决策，主要受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遥控影响。弗雷德此
前就固执地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利用因蒋介石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
使北线获得的喘息之机，向福建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势。弗雷德有两条奇怪的
理由。**，他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国的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需要通过空
运和获得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来解决。第二，他认为，蔡廷锴对冯玉样的长
城抗战支持不力，表明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为争取蔡廷锴成为抗日反蒋的
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红军的实力，因此对十九路军要“先打后谈!”弗
雷德对李德提出的异议作了驳斥，并补充说，即使不能使蔡廷锴就范，但通
过对十九路军的胜利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和蒋介石的决战中，确
保我军在福建的后方和侧翼，然后我们就能转而对国民党中央军在北面的进
攻，开展积极的骚扰活动。①由于有上述原因，弗雷德在十九路军*需要帮
助的时候，不同意红军对其援助，反而将主力从东线调至西线永丰地区，去
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企图等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部队重创之后，再作驰援
。弗雷德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思路一样：“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
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不切实际地要中央红军去冒险，“一旦蔡
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
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②而党内个别领导人在与福建政府的
合作中还存有私心，说“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
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③孰料，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采取分化瓦解
与军事打击并举的手段，为防止红军对十九路军的策应，还派出兵力从黎川
南出，构筑了由东山至德胜关和东山经熊村、黄土关至光泽之间的碉堡封锁
线。
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福建政府抱有偏见，认为“这一
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骗人的把戏!
”不愿与其联合，加上福建政府内部的问题，潘汉年与陈铭枢进行了八次谈
判，却始终未能达成或订立联合作战的军事协定。双方的观望、貌合神离错
误决策等一系列的失误，使红一方面军坐失了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
”的良机。对此，彭德怀曾十分痛心地批评道：“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
，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作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
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
蛋。金钱收买内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伎，只有对红军不灵。我们不
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第二阶
段就又开始了”。①李德本人也承认：“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
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
模进攻。他的这个冒险主义的战略方案，以及坚持这一方案的顽固态度，阻
碍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时做出把主力放到闽北，问十九路军一起作一决战的
唯一正确的决定。而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为时已经太晚，机会也已经错过
。”②
仅用了54天，蒋介石就将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镇压下去，1934年1月21
日，蒋军占领漳州。十九路军第l军至第4军军长联名通电拥蒋，福建政府的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军政领导人先后败走香港。蒋介石腾出
手来后，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
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
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六届五中全
会不顾“左”倾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一系列挫折，盲目地判断第五次反“
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
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等。在
“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
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将盲目服从“左”倾路线的人
员安置了一批到中央和地方领导岗位。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第三次“左”倾
路线发展到顶点。
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原红一方
面军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
。2月3日，中革军委作了局部人事调整，朱德仍然担任主席，原来担任副主
席的为周恩来、彭德怀，这次将彭德怀改为身负重伤的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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