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云南高原的复杂性相比，贵州高原是一个更完整的整体，但这个整体内部却显得七零八落。根据定义，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上，边界较清晰、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地区，都可以被称为高原，有的高原顶面地势相对平缓，起伏不大，有的高原内部有大面积的盆地型冲积平原。至于平均海拔为1000米的贵州高原，其顶面山地虽然相对高差并不算大（*高峰海拔不过2906米），但山地走向零乱、地形破碎，加之喀斯特作用强烈，所以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河谷盆地普遍微小而狭窄。
在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中，适宜进行农业生产、能够承载大量人口的“平地”始终是人口聚集、经济文化兴盛之地，在连绵的山区，有平坦盆地的地方自然会成为所在地理单元的中心。至于是否有机会成为更大范围区域的中心，则往往要看同地理单元内相似地域横向体量的比较。
虽然贵州的整体海拔要比云南低，但这少许的海拔差，并不会产生质的影响。真正影响二者历史地位的是平原的体量。在山地的切割下，贵州高原内部并没有生成大型平原；而相邻的云南高原地势则要相对平缓一些，存在着昆明、大理等较大的盆地平原区，同时气候条件也更加优越。
正因如此，云南高原在历史上更容易出现大型经济文化中心，进而孕育出地方性的政权。从早期的部落联盟到鼎盛时期的南诏王朝，云南高原上的农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而且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因为距中原过于遥远，当地的地方政权并不容易被中原王朝征服，双方始终保持着一种接触不少但战端不多的互动关系，直到蒙古人的强势南下，才打破了平衡，强劲的“大一统”趋势压过了地方上的离心倾向。居住在云南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滇西高山深谷中的世居民族相比，人口规模普遍较大，各种分支也更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民族识别时的划分标准不够精确，更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些民族生活在更为宽敞的空间中，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族群繁衍得更加壮大。
贵州高原的民族分布则有着明显的空间层叠现象，而不像云南高原那样能简单地依照地理单元进行平面分割。在一个小型盆地中，从核心平原一直到上游河谷、边缘山地之上，有可能同时分布着好几个民族。比如在黔东南地区流传的说法——“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就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特点。很显然，如果有的选，坝子终归是每个民族*渴望居住的土地，但各民族的综合力量决定了择地而居的先后顺序。贵州世居的民族由于地形的阻隔，始终难以凝聚在同一股向心的政治经济实体中（早期的夜郎等“国”，其实更有可能是以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存在的，客观条件并不允许跨越众多地理单元的大政权出现）。缺乏政权式组织的结果，就是无力抵挡中央政权的强势进驻，只能避居山野，把有限的优质土地都让了出来。
云贵高原纬度低、离海近，充足的降水和热量能够克服海拔高和平地稀少的劣势，使农耕这种生产方式能够立足。云贵高原和北方的草原荒漠都被认为是“大中华”视角中的“边疆”地带，而二者*大的区别便是因自然环境而造成农耕力量生存难度不同——换句话说，就是中央王朝的扩张力会被草原及草原上的不同文明势力所阻挡，就算实现了军事上的突破，以农耕为本的政权力量也无法在那里维持；而对于同属农耕文明区的云贵高原来说，中央力量只要克服山水和“瘴疠”的阻碍，是可以扎根在此的。因此，虽然“战略价值”不大，但历代的中央王朝都不拒绝与这片遥远的高原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络，在元明清三朝征服了云南以后，中央政权便很容易通过“羁縻治理—改土归流”的渐变方式对这片高原纳而治之。在这种背景下，云、贵两地的地理和人文差异导致了“地位”的不同：富庶的云南高原才是征服者的目的地，贵州高原不是终点，却是通往终点的必经之路。明太祖在历史上首次把经略贵州作为开疆战略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更稳妥地向云南进军，并对云南高原实现有效的统治。自此以后，贵州高原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贵州作为西南战略通道的地位得到了*大限度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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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风物-贵州-008 作者简介

范亚昆（主编）
地道风物MOOK主笔，曾主编《地道风物·黔东南》《地道风物·湘西》《地道风物·民宿时代》。长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国内的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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