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提到的明耀五，曾任《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而当时赵家璧任助编；1929年1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第二期明即辞职，赵遂任主编（详见赵家璧《编辑忆旧》）。后来明耀五还曾任上海《世界军情画报》主编，1932年其译作《甘地自传》经由大东书局出版发行。特别有意思的是，就在赵家璧主持的“一角丛书”中，第四种即是明耀五所译《生命知识一瞥》。看来，明、赵二人不但是曾经的同事关系，后来也还有过合作关系。也由此可知，在向真之后，直接据美国Forum杂志为底本的中译者，还有明耀五和参与校改的章衣萍。只不过他们更为细致认真，并致函告知了胡适本人，希望能经由其亲自校定后再行出版。由于目前没有看到胡适致章氏的回函，也就无法确证胡适是否曾经校定过或授权此译本的正式出版。事实上，在胡适1949年离京赴美之后，所遗留在北京的私人文档中，明耀五译本也在其中。明耀五译本从内容上来看，与向真译本大同小异，译文中一些明显的疏误，也并没有比向真译本进一步的校正，这一译本后来也未能得以出版。无论如何，向真译本在民国时期，一直都是最先译出也是最为通行的版本。但由于《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原书流传至今已渐趋稀少，不易觅得，有相当多的胡适研究者转而以《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中的向真译本来替代。但不知何故，却又认定这是采用的明耀五译本，在论文注释中，往往又将这种误认再一次沿袭下来；因此给普通读者造成《我的信仰》最为通行的译本为明耀五译本的假象。这显然是没有亲自检阅多种民国出版物，没有追溯最初版本所造成的常识性错误。
◎《四十自述》后传：Living Philosophies，Revised
当胡适英文版自传的未授权中译本，开始在国内流行开来之际，美国书评权威、书评家克里夫顿·费迪曼 (Clifton Fadiman)，借着《生活哲学》一书方兴未艾之势，于1939年又推出了一部仍是名流文章荟萃的《我相信》一书；书的副题点明了此书的主旨与亮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生活哲学（I Believe：The Personal Philosophies of Certain Eminen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图38)
这本书特意邀请了一大批新的国际知名人物撰写专文，更新增一些文学、文艺领域的知名人士稿件；诸如英国诗人奥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等，中国名人方面更有林语堂入选。此书共辑入21位“新作者”的文章。
此书在编选稿件方面，不但“新意”迭出，也兼有回顾性质。在1931年《生活哲学》中收录有文章的部分作者也在征稿之列。包括胡适在内，仍有一小部分“旧作者”对此予以了回应，但主要是针对《生活哲学》中的“旧文章”予以修订及补充说明。“旧作者”共有17位，爱因斯坦、杜威、罗素、胡适等都赫然在列。
在《我相信》一书中，为这部分内容专辟一栏“生活哲学之修订”（Living Philosophies，Revised）。在撰写《我的信仰》《四十自述》之后八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一系列国内重大变局之后，正在经历全民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全权驻美大使的胡适，此刻感慨万千地为“生活哲学之修订”撰写专文。
时年48岁的胡适，开篇即接连发出三个疑问——我现在怎样去评价自己十年前的生活哲学？我会对此感到不满意吗？或者这才正是认识自我、回归自我的一次成熟历程？接下来，胡适并没有直接回答上述三个疑问，而是极其凝重地写道——无须多言，过去的十年，对我个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极其悲壮的十年。
可以看到，在这篇对《我的信仰》有所“修订”的，堪称《四十自述》后传、《五十自述》前言的英文文章中，胡适的家国情怀更加浓烈与突显，而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陈述与自我表达。此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力图说服并推动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成为胡适这篇文章的主要诉求。在文章的最后，胡适仍然用一句反问结束全文，他说，当我们被号召去为亿万人谋求生命与福祉之时，我们怎能对此无动于衷？为抗战苦苦寻求国际援助的胡适，在这篇原本应是个人陈述居多的文章中，却一次又一次地叙述着中国人正在经历的苦难与伤痛。作为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胡适，那份共赴国难的苦心孤诣与精诚所至，在这篇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流露出来。
1941年3月，上海长风书店编印的“青年丛书”中辑有《我的信仰》一书，该书收录了胡适的这篇文章，译者为应远涛、袁访赉（译文有删减）；还相应增入了林语堂等“新作者”的文章。全书收录共计19位作者的文章，其内容恰恰是《我相信》一书38位作者文章的半数，显然，这是一本为迎合中国读者而特意印制的摘译本。此书尚有1946年10月的再版本(图39)，内容与初版本一致，无改动。
◎《四十自述》英文注释本：My Mother?s Betrothal
1946年2月，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将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单独抽出，冠以“My Mother?s Betrothal”之名，印制了一册附有英文注释的教材。(图41)之所以要印制这样一册“特别”教材，是专供校内学生学习中文之用的，并不公开发售。选编者Mary Rouse的初衷，是认为胡适的语言符合现代中文的特点——简练、清楚、明白，且特别适宜于外国人学习，所以特别从其自传中抽取出一章，加以英文注释，对照着中文原文，便于学生学习与理解。“我的母亲的订婚”这一章，被认为既能体现胡适语言特点，又能初步了解一些中国风俗；可能还因为胡适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美国民众对他也比较熟悉，因此被选用。
作为抗战胜利后，《四十自述》的首部英文注释本，“My Mother?s Betrothal”无疑也有着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虽然二战期间的美国人，早已熟悉这位书生大使的众多演讲名篇，“What I Believe”一文也早就为人们所熟知,但由美国的大学院校直接以胡适的中文文本加以英文注释，这还是第一次。虽然耶鲁大学的编译者，更看重从语法结构、中国文史等方面去研究和学习胡适的文笔，但这无疑再一次增进了胡适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这位“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父”的生平与抱负，也因之得以再一次在非华语世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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