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恒熟悉考古资料，书中熟练运用考古学知识，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句子，变为形象的考古图片，也有助于现代读者更直观地进入经典。例如，孔子赞赏颜回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可是颜回吃饭的“箪”是什么样的？从来不见谁画出来。竞恒则根据郑玄注释中说“箪”是圆形竹笥的这一解释，在江陵等地东周墓中发现了对应的器物，将图片放出来，读者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这是一个竹子编成的圆形“饭盒”。而孔子在齐闻《韶》，居然是陶埙演奏出来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解释。当抽象的经典文献一点点地复活，慢慢地在骨骼上生出肌肉与发肤，你会发现，古代的思想是这样生动、形象，如同就在你眼前。
出土文献也好，古文字考察也好，包括考古资料的运用等等，这些其实也还是广义上的“汉学”，而竞恒的这一著作，又有他自己“宋学”的思考与诉求蕴含其中。就我看来，早期儒家思想中的君臣关系、国家与社会、商人与自由贸易等问题，都是作者非常关注的对象。通过对考古资料、传世文献的梳理，竞恒呈献给我们的早期儒家思想中，君臣之间是一种尊重人格和双向选择的关系，而古儒主张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应该保持在一个比较“小”和“松”的水平上，而更有趣的发现则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敌视商业的思想不同，《论语》中的孔子对商人和商业表现出相当的亲和色彩，他不但喜爱用商业术语“沽之哉”，而且赞赏保护商人的子产是“惠人”。这些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人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如何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当然，竞恒这部书的意义，并非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考证方面都确切无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书中一些考察与见解，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例如讲到“束脩”一词的含义，作者借用法国学者库朗热《古代城邦》中的概念，称共同分享祭肉者为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同体，因此孔子收“束脩”不是收学费，而是与弟子们履行共同体的宗教仪式。此说非常新颖，而且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可是，中国是否具有和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相同的祭肉分享礼仪，或者说“束脩”是不是完全具有这一功能，至少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存疑的。又如，作者解释“吾党之小子狂简”，将其中的“小子”推测为少年时代的子张，我认为也有些问题。按照钱穆先生的考证，当时子张只有十四岁，甚至更小。以这样的年龄，是否一定会引起孔子的重视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存疑。
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铭中曾谈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作为一位具有浓厚文化保守主义气质的知识人，陈寅恪先生身上，却又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充分体现在他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那份类似信仰的执著之上。陈先生对学术的态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和评价研究成果的圭臬。竞恒这部著作，就内容而言，也是“或有时而可商”，甚至“可商”之处很多，不过，他以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精神，由新颖的材料与考察方法去重现古代经典原旨的尝试，则是颇为可贵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保持这一份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敬意，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统的这条大路上，继续走下去。
余英时先生在《原“序”》中说：“‘序’的心理起源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体现了中国知识人追求彼此之间在心灵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竞恒请我为他写序，也正是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义上，对我这位长辈的信任。同样，我也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心灵共鸣之中，对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是为“序”。
 
2014年3月
于北京望京花园半学斋自序
 
《论语新劄》作者自序
 
 
在这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年代，谈《论语》，有时会沦为一个笑话。这不仅仅因为两千多年以来，《论语》的传播和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以传统朴学注解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早已堆积到了最高峰，几乎不可能再有超越的余地，更是在于，任何一个三家村学究，像模像样地大笔一挥，也能“著作”迭出，赢得叫好一片。一本稍微严肃的《论语》研究著作，也非常容易在铺天盖地的浓烈鸡汤味中被深深掩埋，最后与鸡精浓汤一起沉入到不断熬煮的鼎镬深渊。
可是，任何一位对于传统经典、知识、思想史具备了严肃态度与责任感的人，必然肩负某种义务，必须捍卫这些知识的严肃性。在最低限度上，至少能认识到，诸如《论语》一类的古书，不是可以拿来“防雾霾”的“空气净化器”，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先秦文本，需要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去面对。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则需要通过智识的方式，尝试对此类经典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面向我们当下的语境，化解“古今之争”，以正确的观念去回击错误的观念。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研究和理解《论语》的最佳方式。
先谈谈书名，之所以叫“新劄”，自然与研究《论语》的“新”思路有关。晚清、民国时代以来，由于以甲骨文发现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金文、汉简、古印、封泥等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新成果。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2页。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的“新证派”，便开始以甲骨文、金文订正先秦古籍的文字，“一直在学界享有盛誉”。刘钊：《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载《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第71页。于省吾先生以出土新材料，先后做出了《尚书》、《易经》、“诸子”、《论语》的“新证”，取得了很多前人未获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正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重要意义所在。于省吾先生曾谈到，《论语》一书，看起来似乎是人人都容易理解的，但其实难度非常大。必须既跳出朱熹的注解，也跳出汉代经学家的解释；既尊重他们合理的观点，也具备“疑古”而不盲从的态度，通过对古文字本身的形音义源流考察，自然就能有新的发现。于省吾：《论语新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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