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本书书名中的“新”，就与“新证派”意义上的“新”大有联系——尝试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古音学知识对《论语》进行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云梦秦简之后，先秦、秦汉古书大量出土。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传抄混乱，汉代的《齐论》版本，甚至比现代人看到的《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古书流传的讹杂程度。传世本《论语》的现代面貌，也决非今人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因此，运用这些古文字、早期文献材料来尽可能复原《论语》的原始面貌，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论语》的文字面貌，直接决定了现代人对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状况。
举几个例子。比如，《里仁》中有“君子怀刑”的说法，从汉代的经学到宋代的朱子等人，都认为这是孔子说君子要研究刑法，用刑法来治理社会。可是，通过对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其中的“刑”字只是“型”的另一种写法，先秦文献中很常见，“型”是模范、表率的意思，这句话就不能理解为君子整天在琢磨刑法，而是君子整天在琢磨怎么做出道德的表率。显然，新的研究成果更能符合孔子的思想。又比如，《公冶长》中，孔子说“粪土之墙”，现代人都认为“粪”是shit，所以感觉孔子在骂学生，但如果知道先秦文字中，“粪”字是扫除、扫地的意思，那么含义就变了。在先秦语境中，孔子并没有侮辱学生的人格，孔子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学生珍惜时间。光阴易逝，等到房子老得刷刷掉土那天，就不好修补了。再比如，《子路》中，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一般都理解为孔子说，君子教化民众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去打仗了。但出土文献显示，早期写本中，不是“即戎”，而是“节戎”，而且战国文字中“节”写作“即”很常见。这样，意思就完全反过来了，孔子不是叫大家去打仗，而是说可以不打仗了。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中很常见。如果没有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知识和眼光，只是拿着一本现代《论语》教材，反复诵读说孔子境界高。就是境界高，孔子喊你心怀刑法，也是境界高，孔子骂学生是粪便，也是境界高，孔子喊大家去打仗当炮灰，也是境界高，全是境界高，不愧是圣人啊。最终，这笑话只能熬成浓浓的心灵鸡汤，用以抵御雾霾的入侵。
所以说，治《论语》，应该重视并强调出土文献的重要性。正如黄人二先生所说，“《论语》一书为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士子、老妪、小儿诵读至熟之书，但真能了解清楚，以高标准要求者，古往今来，殆不出数人。而历代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在此基础，站在巨人肩膀，往前踏上一步都很困难”，因此“竹简出土文献必能再度贡献出它的参考价值”。黄人二：《上博五〈君子为礼〉与〈弟子问〉试释》，载《战国楚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2页。廖名春先生也谈到：“在资料的搜集上，我们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越1940年代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在译注的信实上，还没有一部书能比肩1950年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人们都以为《论语》里并没有多少搞不懂的东西，只要拿过来，或批判，或继承就可以了。其实，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论语》里弄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廖名春：《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1期，第23页。
确实，正如两位先生所言，以传统方式治《论语》，已经很少有剩余的空间，但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调动古文字、古音学、出土文献等知识，踩在历代巨人的肩膀上，去窥望遥远先秦时代的思想火光。
本书之“新”，还并不仅仅是对出土文献、古文字等新材料的运用，也还包括了考古学、古气候学，甚至人类学材料的使用。实际上，这些知识既能够帮助现代人理解《论语》文本中记载的那个时代，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也能够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还原《论语》的真实内容。
举例来说，在《先进》篇著名的“吾与点也”一章中，曾晳谈到自己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按字面理解，是在沂水中洗澡。后世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理解有问题，第一种意见以王充、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岁二月还很冷，完全不适合在河水中沐浴。但如果从古气候学的知识出发，就可以发现王充、王夫之的意见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孔子生活时代山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生长着大片的竹林，环境与现代长江流域相似。那个时代，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是“冬季到鲁国来看雨”。因此，暮春时节的鲁国郊外，是完全可以在户外洗浴的。实际上，古气候学表明，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是一个“小冰期”（Little Ice Age），当时晚春时节的首都洛阳还冻死过人，所以王充不信孔子时代可以“浴乎沂”。而王夫之生活的时代，又称“明清小冰期”，也是异常寒冷。因此，由于无法理解孔子时代的气候环境，进而怀疑到《论语》的内容，这都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
第二种反对“浴乎沂”的意见，以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代表，他们认为在河水中洗澡，是一种“裸戏”，不合于礼制。实际上，这就需要人类学和宗教思想史的知识来回应。实际上，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的材料均能表明，沐浴活动是一种洁净行为，先秦文化中就有以水禳祓的仪式。正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在宗教思想史中，“在一切重大的宗教活动之前都要沐浴，使人预备好进入神圣的体系”。\[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这也表明，“浴乎沂”不是“裸戏”，而是严肃庄重的古礼。因此，古气候学加人类学、宗教学视野可以证明，《论语》中“浴乎沂”的记载，是可信的。
陈少明先生曾谈到，有两个《论语》的世界，一个是前《论语》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语言、文字、婚姻、货币、物质生产技术以及基本政治结构；另一个世界则是主观性的，是通过语言文字传递的历史经验。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第39页。确实，一般读者所关注的，是以后者为中心的《论语》，强调了自古以来“义理”的传承。陈少明先生说，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同，有时甚至会有冲突。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个世界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前一个“世界”的理解，其实也有助于更深刻把握后一个“世界”的思想，乃至于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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