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 刹那锦云——也是鲁迅，也是胡适 以研究者的视角与女性独有的笔触 勾勒两位文学宗师远去的身影 传递20世纪的人文精神与人间温情 作者：姜异新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334-6927-6 定价：36元 出版时间：2016-02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当时的北京不但开了很多新式饭店，还有许多萃集华洋各物的新式商场。比如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鲁迅经常去劝工陈列部游逛，这是属于纯粹展览性质的新型百货商场。商品陈列在安全宜人的环境里，顾客可以自如地打量和比较，不用受到必须购买的压力，这表明零售业也开始现代化了。离京前两年，鲁迅还频频光顾电影院，1924年4月12日，他前往平安电影公司观看《萨罗美》;19日到开明戏园观看非洲探险影片;他还到真光、中天剧场观电影不下九次。开明影院坐落在繁华的珠市口西大街路南，建于1922年，建筑外观是乳白色典雅的罗马式，能容纳八百余人;真光电影院位于东华门大街，是北大学生罗明佑为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自任经理开办的，其经营远远超过外国人开办的平安电影公司，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建成真光电影剧场，成为北京第一座按当时国际流行式样建成的规模较大的豪华型仿罗马式建筑电影院，可容纳观众近千人，有包厢、大客厅、酒吧、茶室，还有衣帽间，女宾化妆室等服务设施，备有第一流的外国乐队。

　　与中国一般戏园中往来叫卖茶点手巾等现象不同，真光电影剧场代理订购各种电影书报，用对号法编制座位，在当时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剧场。1924年秋天，鲁迅支持的《语丝》创刊，参加编务的孙伏园、李小峰、章川岛，曾经携带刊物在真光剧场前发售。川岛在《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一文中回忆：

　　伏园、小峰和我三人，曾于“语丝”头几期刚出版时，于星期日一早，从住处赶到真光电影院门前以及东安市场一带去兜售。三个人穿着西装……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去请他或她买一份……

　　除了电影，鲁迅也经常观看戏剧。协和医科大学礼堂是1920年代北京一座现代化建筑，外观传统，但内部设备全部是西式的，有录音、隔音、幕布和灯光等，可容纳四五百人，当时许多名人经常到此聚会。1922年12月26日，鲁迅前往观看了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士比亚剧《无风浪起》;1924年5月8日，鲁迅又去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64岁生日，演出的《契忒罗》剧本二幕。除以上新式文化活动外，鲁迅还到过山本照相店买ALBUM(即相册)，到德国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法国医院、日本医院避难;到池田医院、山本医院、伊东牙医院就医……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迅还于1924年4月25日午后在月中桂购买上海竞马彩票一张!也许对于曾经到过日本留学的鲁迅来说，这些所谓的现代化内容都不是第一次接触，但当这一切出现在古老的北京城时，它们就不能不从真正意义上刺激和改变着鲁迅的传统消费内容和习惯。

　　鲁迅有这样的消费经历并不意味着他热衷于物质享受，这和他朴素简朴的生活作风是不矛盾的。他有那样的娱乐经历，也并不意味着他会沉湎于此。恰恰相反，使他不能自拔的始终是购书，除了淘旧书就是买新书。他或到东交民巷书店浏览，或往日本的相摸书店和京都其中堂邮购，并且传寄明信片。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冲击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风起云涌，争相介绍，其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即大量购阅欧洲文学书籍，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书，1924至1926年间鲁迅成为那里的常客。

　　1920年4月17日，鲁迅开始因公整理堆放在午门楼上的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审阅其中的德俄文书籍，这是教育部接收的战利品，文学书居多，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底本即来自这批德文书。北京的使馆区使鲁迅这样的官吏兼作家能够分享这些精神产品，并在想象中分享世界文学，这使他更加感到自己代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连接着。如果说淘旧书主要是一种自发的整理传统文化的兴趣动机，那么鲁迅的创作则有意识地从这些西方著作中获取新思想的支持。

　　这就是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旧京记忆。当鲁迅以一个操异乡口音的文化官吏游走在这个最大的中国式的文化城市的时候，作为公共景观的她显得包罗万象却又杂乱无章。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和商人都不能够摆脱官本位的控制，基本无法做到独立自主。而北京之成为城市也恰恰是由于作为行政和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鲁迅在北京知识精英式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文化漫游。琉璃厂书肆、厂甸庙会、小市、公园、广和居这些中式的“公共领域”，成为当时的文化人经常聚集的所在，他们在那里营造着宽松的言说空间，将其演变成现代思想交流的平台。与此相比，那些西式休闲恐怕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消费活动而已。与上海作家把西式的公共空间据为己有，营建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背景不同，鲁迅执着于对古老中国的文明批评，在解构中更加自觉地摸索符合自身需要的现代性。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1955

　　“平淡而近自然”

　　1955年的大年初二(1955年1月25日)，纽约曼哈顿东区81街一座普通的公寓内，64岁的胡适在这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读着一本关于饥饿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二遍在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不时为之动容。

　　故事描绘的是1951年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两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的妻子月香为此回到了家乡，却发现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给志愿军军属“自动”送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惨遭镇压。绝望的月香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到了，饥肠辘辘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唱着秧歌给军属送粮。“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与此同时，电影编剧顾冈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电影。他同样震惊地感受到了这个村庄的饥饿现实。饥饿甚至使他不得不常常向所住的农家——金根和月香家撒谎，独自偷跑到镇上去买吃的。但是，为了让自己交代得过去，他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因饥饿与当地政府发生的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把月香的放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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