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纽英伦的“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后来她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基金;一次是1958年二三月间，申请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胡适均欣然同意。第二次做保时顺便把当年收到的《秧歌》寄还给张爱玲。

　　当“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的《秧歌》辗转回到张爱玲手上时，胡适正离开寓居八年零八个月的纽约，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张爱玲看到这本经胡适反复翻读过的《秧歌》，站在原地，“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着说着他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四年以后，张爱玲有机会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来倚靠的。然而，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传统的仓惶与恐怖，乃至于使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了。

　　1955年，胡适张爱玲相逢于纽约，这应该不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滥调。两个旁人眼中的人间偶像，此时此地，羁留其间，最简单的见面，却也是最真挚的温情。张爱玲写作巅峰的华丽转身，只是她美国梦的起头，而“黯淡中苦行”的胡适，的确是在希望中等待机会。尽管对张爱玲来说，纽约仍然是她企图向全世界宣告才华的世俗目标，而对胡适来讲，它却未尝不是一座精神上的孤岛。当上帝刚刚放手，他们就都那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座既充满自由又充满欲望的城市。在离开纽约港的一瞬，不知是否会会心地想起那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别有深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他们那同时望向雾中赫贞江的苍凉剪影。

　　2008年8月20日作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旁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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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228

开 本：32开

字 数：13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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