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 本书以先行研究文献为基础，在把握了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从日本学者忽略的视野，提出了新鲜的论点。书名冠以“关系史”，说明这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应当说这是格外珍贵的特色。 作者：严绍璗著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795-1 定价：66 出版时间：2016-03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古代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阐发这种业已存在了千余年的文学现象，便常常会遇上这些危险。

　　古代日本是属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学，却是在与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内发展起来的。一般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国家。直到今天，人们甚至还称日本是一种“儒教主义”的社会。但是，如果体察日本文化的深层内容，那么，似乎可以说，儒学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是远远比不过佛教的作用。在律令制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它始终未能真正地透入民众的生活意识之中。即使在江户时代，幕府定程朱之学为国家哲学，但是，这一时代，社会上恰是人欲横流;文学作品，充溢着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与程朱之说，南辕而北辙。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日本文学，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欣赏心理，都具有与中国文学很不相同的内容和形式，两者在气质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之说、中世时代的“文以载道”论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念不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绝少见如中国文坛那样，作家诗人由文学获取功名，晋升精英阶层的情景。日本民族对于文学的这种根本观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学耽于唯美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物哀”“幽玄”和“寂静”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气质，由此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曾兴起过“兴亚论”，其功过是非，已由历史作了判定，无须我们在这里再说什么。“兴亚论”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在文化方面投下的影子，却是不可忽视的。所谓中日民族“同文同种”的宣传，始起于日本，呼应于中国，渗透于中日两国双边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种观念的潜在的侵蚀，至今时有显现，实在是我们要警惕的危险。

　　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研究家们的注目。古代日本书面文学的形成，如果以《古事记》《怀凤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大约是在公元八世纪左右。其时，中国文学正处于唐代极其繁荣昌盛的时期。换言之，日本古代书面文学是在中国以《诗经》等为代表的书面文学发展一千余年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但是，到十九世纪中叶，两国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大致相当的水平。当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之后，它却于中国文学之前，跨入了现代文学的行列。何以起步晚而进步在先呢?这实在是一个足以使研究家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涉及日本古代文学的性质——指存在于这一文学深处的一种内在动力。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那么，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多边文化”或“双边文化”研究中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日本古代文学作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在其一千余年的发展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显得特别活跃，几乎没有停滞的阶段。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

　　日本古代文学的这一根本的变异特征，便造成了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会合。

　　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原始文化(文学)阶段(原始时代——公元四—五世纪);

　　飞鸟奈良文化(文学)阶段(公元五世纪——公元八世纪);

　　平安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八世纪末——公元十二世纪);

　　五山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公元十六世纪);

　　江户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七世纪——公元十九世纪)。

　　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于亚洲最东部的海中岛国，它对大陆上的一切知识，都具有新鲜感。毋庸讳言，在古代亚洲大陆，中国文化与日本相比较，长期处于高层次的阶段。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上所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是日本古代文学实行自身变异的主要材料。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文学样式的相互联系中，几乎都与中国文化的会合密切相关。这里丝毫也不否定民族文学发展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学本身的诸因素。文学的因素便包含了文化会合的条件。

　　在双边文学与多边文学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是最应该避免的揭示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特别是探明中日文化与文学会合的轨迹，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日本古代文学的民族特性。文学的“民族性”从来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日本文学“民族性”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一文学内部的“变异性”来实现的。在一千余年的发展史中，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得以延续不断，并充实丰富，正是因为它内具着活跃的变异性能，始终吮吸着亚洲大陆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的研究家执意强调日本文学与亚洲大陆文化，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相克”的理论，制造日本文学是所谓“单一性质的岛屿文学”的神话，实在与事实本身相距太远了。

　　任何民族的文学，为保持其自身的特性，都具有“排异”的功能。但是，日本文学为保持其“民族性”所表现的“排异”能力，并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外来文化，而是在于追求与外来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这便是在“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如日本早期民间的歌谣，为了与当时弥漫于宫廷的汉诗相抗衡，便寻求实现自身的格律化。为了创造一种定型的和歌，它从中国汉诗所获得的成果中吸取营养，并使它融化为适合于日本语韵律表现的形态。经过几代歌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三十一音音数律”。和歌成为古代日本文学诸样式中，典型的民族形式之一，相袭至今。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便被逐步吸收和融化于日本文学之中，这便是古代中日文学会合的主要轨迹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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