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小爱情——民国闽都名媛 闽都名媛尽显风流 作者：陈碧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334-6989-4 定价：30元 出版时间：2015-12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三 神秘的婚恋

　　中大毕业之后，她曾到福建、山东等地教国文、史地。1933年夏天，她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期间与谢冰莹、谢文炳、郭莽西、方玮德共同创办文学月刊《灯塔》。据谢冰莹的回忆，此时的游寿是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达观，而其实心里充满了抑郁和苦痛，过着矛盾生活的人……记得在集美讲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那里，两人谈起人生问题来，她很感慨地说：‘人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烦、最复杂、最苦恼的范本，因此我觉得人生永远是痛苦的。’”

　　1934年，游寿嫁给同乡陈士诚。陈士诚，又名幻云，字幻鸿，霞浦城关塔旺街人，生于1894年，少年时曾由游寿的父亲游学诚教授学业，比游寿年长八岁。1927年游寿躲避“四一二”清党时，在福建省民政厅股长陈幻云的帮助下才得以女扮男装全身而退。其时，他刚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回国一年。助游寿逃离虎口后，陈幻云辞职，随后陪同游寿来到南京，后又辗转浙、沪、宁。民国18年后，他先后在福州、甘肃静宁、江西临川、河口等地法院任职。七七事变后，陈幻云在江西临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检察官。游寿随夫宦游，在临川与雷洁琼组织妇女抗战，成立了抗日后援会。1938年秋，中共闽赣边区委员会派游寿以战时妇女指导员身份赴临川开展抗日活动，成立临川妇女指导处。后陈幻云调重庆司法院司法行政部任编审，游寿又跟随去了四川，应胡小石之邀，任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讲师。

　　与游寿结婚前，陈士诚有4个子女，大儿子只比游寿小8岁。陈、游的婚姻一直持续30年，1964年陈士诚去世，游寿为陈士诚撰写墓志，颇为他的一生抱不平，认为他这样的诗人是“涉浊流而不蒙其滓，怀长才而未尽乎用”。对他的生平评述为：“所好者，诗、歌、书、画，虽以治律食其禄，而歌咏抒其情，四十游西北，有‘落日见驼群’句，如景在目;抗战之初，哀生民疾苦，为诗纪实。若‘更无磅礴传神手，为画流离失所图’”……有较高的人生观和学识的认同。

　　当然，这是后话，奇怪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时期的游寿对自己的婚姻矢口不提，以至引起了她与中研院史语所的一系列矛盾。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昭燏与游寿是金石书法大师胡小石的同门弟子。1941年，曾昭燏就任中央博物院代理总干事，邀请游寿来院工作。听说有昭燏手上要开封一批“善斋”青铜器，游寿便欣然前往四川李庄了。也许过去的人生经历已经让她反思到某种因性格带来的麻烦，来到李庄后，游寿就改名“戒微”。她如愿看到并整理了这些青铜器。但她逐渐发现，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重心和方向、研究方法等与她是大异其趣。困顿中，她从中央博物院来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朱家骅描述所长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爱他的人都服他敬他。但也有人指其“学阀”。游寿在李庄三年，与傅斯年及史语所最后几乎是割袍断义。最直接的原因是她数次向史语所请假，理由是生病、旧疾复发以及家乡沦陷等，却绝口不提与陈幻云的分居。1946年3月她再次请假。却被傅斯年认为擅自离职出走。游戒微作信辩解，曾向负责人董作宾请过假。另外又写了一信责备董：“此次行程已做请示，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斯年更为生气，认为她的态度是“为敝所所不能永久忍耐者”，因此做出“绝不能更易决定”的解职决定。

　　作这个决定也因为之前游寿曾因住房问题不公平，贴过揭贴。这让史语所的人觉得“深感悚异”，自然更是令傅斯年大为恼火;而得到这个决定，游寿终于拍案：“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

　　振臂而去的游寿虽然从此与史语所一刀两段，但记录着三年多岁月的《伐绿萼梅赋》《山居志序》等充满了她的愤懑不平。

　　四 寒梅再绽

　　然而，不管是留在大陆还是去了台湾的中研院这批饱学之士在后面的人生都留下了许多遗憾。

　　国民党在战场失利溃退台湾时，中研院13个所里，只有史语所移到台湾。这是傅斯年强调意志统一的结果。但傅斯年、董作宾到台湾后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经济上也困顿万分，二人分别于1950、1963年去世。

　　游寿先后在中央图书馆、中大、南京、山东的高校任职，于反右结束的1957年“聪明地”请求调到黑龙江哈师院中文系。1959年转入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等课程。课余，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田野考古方面，足迹遍及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并于1960年在哈尔滨东郊发现了经过人工凿击的猛犸象骨，从而证明了黑龙江曾有古人类活动的观点。后来，她把视角转向鲜卑族文化，1963年发表了划时代的重要学术论著《拓跋魏文化史稿》，由此奠定了她在这一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尽管她一心淡化李庄那段历史，并与李庄旧人们“相忘于江湖”多年，但文革初期，她就作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八大妖怪”之一，与丈夫一起，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蒋帮特务”帽子，饱经摧残，直至下放到风雪弥漫的边远山区劳动改造。此时，她的体重不足35公斤。

　　但她不敢自杀以连累亲属。她不会忘记她曾经的闺蜜、一代才女曾昭燏，解放后曾被政府“重用”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于1964年底从南京的灵谷寺塔纵身跳下。算是格外开恩，曾昭燏死后只被认定“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而身边的知识分子自杀后，家人被牵连的案例更比比皆是。在痛苦徘徊中，游寿突然想起1964年10月中国在西部成功引爆了原子弹，她“灵光一现”，给党组织写信：“平生所学无以报国，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作原子弹爆炸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 但自然不会得到答复。

　　游寿总算是幸运地活了下来。1972年，载奔载欣，她回到阔别45年的家乡霞浦，一住五个月以慰乡思乡愁。她为家中的子侄们各写了一份家谱，为孩子们做“梅菜扣肉”。念及平生寥落坎坷，提笔写下《有感》诗一首：“闻征奇字问子云，江南弹射久纷纷。交亲零落耆宿尽，不知何人作殿军。”并在诗的跋中，提到她被“解放”的原因——1970年，周恩来总理问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国内能识甲骨、金文者几人，以不及十人对，东北区游寿列其上。周总理遂交待至京开会的黑省省委书记“要照顾像游寿这样的学术界的老同志，现在像这样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她才得以结束劳改生涯，回到学院继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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