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年画收藏而言，各产地的博物馆都有比较丰富的藏品，但大都以本地作品为主。小校场年画，目前也主要由上海的文博机构收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图书馆。上图年画藏品有四千余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品，最出彩的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这也成为上图馆藏年画中的精华部分。这些小校场年画大约有近300幅，是国内外文博机构中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各地木版年画大约在三百幅左右，以杨柳青、杨家埠和桃花坞为最多，然上海本地年画却非常之少，约仅占百分之五。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年画数量大抵和上海美协相同，但小校场年画占到总量的近一半，可谓目前收藏上海年画数量仅次于上图的机构之一。尤其难得的是，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小校场年画的雕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上海的一些民间收藏家，收藏年画数量也不少，但基本都是民国期间的石印和胶印年画，很少看到有真正早期的小校场木版年画。当然也有例外，如合肥石先生和上海舒先生的藏品中就有不少精彩的小校场年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外的收藏更难统计，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英、法、德、美、瑞典和匈牙利等国都有上海年画的收藏，数量较多的则是日本和俄罗斯。
       据此，国内外公家机构和私人所藏小校场年画可以有一个大致统计：国内已知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数量大约在600幅左右，国外公、私机构和个人这方面的收藏大约有300幅，两者相加，国内外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总数仅约900余幅。当然，这只是目前并不完全的统计，民间藏龙卧虎，英雄辈出，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真正存世量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谜。
 
 
 
 
国际名流的上海踪迹
——近代上海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视角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上海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全国的18个行省，也来自世界各地。无论就侨民总数还是国籍数而言，上海在整个中国城市中都独占鳌头。这种人口的高度异质化所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酿就出了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并催生出充满活力的都市文化形态，上海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的摇篮。到19世纪末，上海已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内最繁华、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大都会，并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城市并驾齐驱，跻身于国际性大都市之列。
    这些因素决定了上海具有大量异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而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汇碰撞，恰恰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最鲜明特点。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上，有一个亮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就是上海与世界文化名人的关系——上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上海的回应。追溯往事，众多享誉世界各领域的国际名流都曾与上海有过渊源，有的长期讲学、有的短暂造访、有的进行商业演出，有的屡次应邀参观，如爱因斯坦、马可尼、罗素、杜威、泰戈尔、毛姆、芥川龙之介、萧伯纳、海菲兹、鲁宾斯坦、夏里亚宾、卓别林、范朋克等等。这串响当当的名字背后都蕴藏着一段段值得深思回味的往事。它们折射了上海城市传统中最值得弘扬的精神：尊重科学、崇尚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尤其在现今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氛围里，这些西方文化泰斗级人物访问上海的史迹，自然更应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涵义。充分发掘这些史迹，既有利于展示上海曾有的风韵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也有利于让世界更了解上海。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在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中期这近百年时间里，踏上过上海大地的世界各国名人多如过江之鲫，难以尽数。其中，享有世界声誉的国际名流，据我们统计，也起码在百位以上。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也是一笔值得深入发掘的文化宝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项文化遗产却远远不够重视，仅仅是一份比较粗略的来访者名单，也无一家机构能够拿得出来；至于研究方面，更几乎是一片荒芜之地。2006年，《文汇报》推出“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专栏，试图发掘上海的优秀文化历史遗存，集中展示上海的城市形象和魅力。但限于文献的匮乏，从爱因斯坦到卓别林，共发掘了7位大师与上海的因缘关系就无法持续了。几乎同时，另一家重量级媒体《新民晚报》也以“重绘国际名人上海足迹地图”为题，推出了两期专题报道，但在简略介绍了杜威、罗素、卓别林、马可尼等13位世界名人造访上海的历史后，也因难以为继而宣告中止。由于基础史料的不明朗，更多的机构都只能知难而退。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这一课题充满魅力，富于挑战性，应该有人来承担其责。同时，我们在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首先要避免简单化与单向性的思维，坚持以多元的价值标尺去分析、解读、点评处在中西两种文化撞击背景中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心态、情感与价值观及行为模式。其次，在历史学的三个空间（物理空间、地理空间、人文空间）中，要特别注意对人文空间的开掘，诸如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来访者的地位影响，欢迎或反对阵营的不同背景等等，避免将丰满的人物置于单一、苍白的环境氛围中。再次，对中西两种文化，要注意从两方面去观察，既要看到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不能忽视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共处。
研究这样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很可能会碰到各种情况：第一，相关文献史料都还清晰，但由于时代和理论的局限，对这一人物及其活动和产生的影响，理解不够，解读有误，这就需要有睿智的眼光去重新发现。何谓发现？即随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以新的观察视角对其进行思考，进行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问题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进步。第二，发现新的文献史料，一经提出足以引人瞩目，甚至颠覆以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一切历史皆史料。虽然不无偏颇，但也足见史料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因此要从最基本的史料收集、文献考证做起，一切凭资料说话，不发空头言论。第三，以往史料文献皆在，但却芜杂不清：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或来源不明。对此要进行梳理，就像理一团乱麻一样，从中理出头绪，理清脉络，使各节材料各得其所，相互印证，错的、伪的史料则要一一剔去，还历史以真相。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国际巨星卓别林1936年曾经在周游世界途中踏上过上海的土地，其在沪行程满打满算只有26个小时，但就是这短短的26个小时，卓别林的行程安排可谓丰富，几乎是连轴转，不浪费每一个时辰。卓氏访华在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引人瞩目的盛事，当时就有上百篇文章记述卓氏的访问，这股余波甚至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在重视城市记忆的今天，仍有无数篇文章重谈这件往事。但遗憾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几乎每篇文章在基本史实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错。由于卓别林特殊显赫的身份地位，当年绝大多数记者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难以接近他，再加上卓氏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可以理解的保密措施，故很多报道都不免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甚至张冠李戴，指东为西；至于几十年后的相关记述，更是懒得再去查考，只是找寻下载一些自认为权威的记载转抄发挥。笔者在仔细阅读中发现，这些记述依据的几乎都是梅兰芳的著述。梅氏和卓氏关系密切，又是当年参与接待的亲历者，他在1962年出版的《我的电影生活》一书中详细回忆了卓别林访华的具体经过[1]。照例说，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这份回忆的可靠性应无庸置疑。但恰恰就是这篇权威记述，由于梅氏写作时已事过二十余年，具体材料也是别人搜集提供，整理成文又出自他人之手，故其中的一些细节，诸如卓氏访华的时间、参观活动的地点、某些活动自己是否出席，以及一些过程的互相错位等等，都与事实相差甚远。而以后的不少“怀旧”文章，大都以此作为基本文献的蓝本，其错讹程度当然是可想而知的。类似这样错误，不仔细研读大量第一手文献是难以发现的，故厘清问题的自信，必须建立在高强度的仔细研读，认真辨析上。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社科图书 人文历史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