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名流的访问，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有的直接影响到某些重大事件的进程，而更多的则是对一些具体人物长久而深刻的思想浸润。如世界男低音之王夏里亚宾1936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演出，事后有很多中国文化名人撰文谈到夏氏当年的演出对自己产生的震撼。如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的李德伦，当时还读高中，知道夏理亚宾要来演出，便饶有兴趣地去听了，在他看来，“听过夏里亚本的独唱会是生平幸福事”[2]。日后成为名剧作家的曹禺，当时还在大学读书，也凑钱去听了夏理亚宾的演唱，并一直对此记忆犹新：“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深厚，有力，令人神往。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绝顶的歌唱。西洋音乐给我以很好的影响。”[3]这种震撼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别是一些享誉世界的大家巨匠亲临献艺，那种直逼心灵的震撼是很多人终身难忘的。小提琴演奏大师海菲茨1931年到上海演出时，聂耳就曾早早到剧院门口等候，并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崇拜他，我爱他，我心里一团莫名的热火在燃烧着。”[4]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诗风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影响很大，史称“奥登一代”。这种影响当然也漫延到中国。1938年他访华5个月，足迹遍及重庆、武汉、上海等地，回去后写了那本脍炙人口的《战地行》，其对40年代中国诗坛的重大影响，今天已有很多人在进行研究。至于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中国流行歌舞，以往还很少注意到外国歌舞对他们的影响，而实际上，1927年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成立就与邓肯舞蹈团、丹妮肖恩舞蹈团等当年的访华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黎锦晖自己就承认：开设舞蹈班，排练大型舞剧，“这些进展，是由于在近年内观摩了‘丹尼向’、‘邓肯’等大型舞艺团体的演出”[5]。
像“国际名流的来访踪迹与影响”这样的课题，对上海这样国际性的大城市来说尤其重要，这座城市的每项发展与进步——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细节，都可能与此息息相关。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散发着属于自己的气质，那是时间、空间的共同累积。希望通过对上海历史这一独特层面的回顾，在那份积累里再添上一份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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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 [2]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 《聂耳日记》“1931年11月25日”，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5]黎锦晖《回忆‘中华’和‘明月’两个歌舞团的舞蹈》，载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附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它信息

装 帧：精装

页 数：182

开 本：32开

字 数：97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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