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 叙旧文丛 作者：肖伊绯 著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334-6925-2 定价：39.00元 出版时间：2015-09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来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则是周于1960年题赠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据周1960年10月13日致鲍耀明信，则可约略知道1960年这幅题诗的来龙去脉。信中提及：“命写旧诗，兹以曲园旧笺(系曲园后人用旧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写一通，聊以塞责，只有墨而无宝也。该笺疑用的是洋红(?)，恐不能付袜，裱了怕沁。”

　　这幅题诗的确很特别，没有上款，没有“自寿诗”之谓，也没有后来改题的“打油诗”之称，确实也没有装裱，哪怕是简单的托裱也没有，只是两张原样的薄薄笺纸。题诗的笺纸确也特别，为红格信笺，笺右侧上方印有“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左侧下方印有“曲园制”字样。这种笺纸，其实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国时代还能用到这种“前清遗制”，则有赖于周作人的学生、俞樾曾孙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这种笺纸。俞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出卖信纸”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街兜卖。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可见，这种俞氏家族“旧版新印”的笺纸，最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头存有一些，并将之赠予其师也是人之常情。20余年后，周应香港新朋友之请，拿这特别的笺纸来写当年的“自寿诗”，自是别样风味罢。只是从笺纸的行格布局来看，一首自寿诗写完刚好合适，别无空处题写赠言之类;再以美观角度而言，着实再也写不下多余的行款、题款、落款来了。但就书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时年75岁的周来写当年的五十自寿诗，的确已臻至化境，老笔成精矣。

　　◎1944：出任伪职再打油

　　以上这八幅自寿诗一一看毕，似乎仍意犹未尽，按常理推测，周作人应该还会有自寿诗的再续之作罢。其实，当周60岁寿期临近之际，无论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间，还是普通读者之中，也都在揣测与议论，看是否又有所谓“六十自寿诗”之类的新作问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辑录了24首打油诗来发表。发表时特别声明，这次辑录的打油诗与六十自寿无关;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寿诗，也是林语堂“硬说”的，原本也只是打油诗而已。在这份特别声明中，周氏竭力说明了不再写自寿诗的原因，归结起来，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闹嚷嚷的一阵，不久也就过去了，似乎没甚妨害，但是拨草寻蛇，自取烦恼，本已多事，况且众口烁金，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鄙人年岁徒增，修养不足，无菩萨投身饲狼之决心，日在戒惧，犹恐难免窥伺，更何敢妄作文诗，自蹈覆辙，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到现在才有六年，若是六十岁，那岂不是该是民国八十八年么。六十自寿诗如要做的话，也就应该等到那时候才对，现在还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说第一条理由尚可理解为，那是一位闲逸之士不愿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静的尘外之想;那么，第二条理由则颇令人不解，原来这位一直活跃在沦陷区文化圈子里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为僧的时间，恰恰在他五十五岁之后，即1939年之后，这又做何解释?

　　返观史料与史实，周作人自认的所谓“僧腊”之始，却正是其投日事伪、锋头正劲之时。此时，他已经先后出任日系势力控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北京大学筹备员、伪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理事、评议员等一系列伪职了。在其“僧腊”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从此，他有了正式的汪伪政权行政职位，成为行政“长官”，而不再仅仅是担任由日伪势力管控的各类文教、社团类职务。

　　此后，周作人又出任新民总会委员、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北京图书馆馆长、《华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安清道义总会顾问等伪职。如此看来，实可谓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其文化影响力在沦陷区正逐渐“壮大”起来，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什么闭门谢客、“出家为僧”之状。

　　还有一些善于揣摩“微言大义”的研究者，声称周作人所谓的“僧腊”计算方法，是暗示“出家”即为“出山”之意。这种观点认为，在北平沦陷期间，周作人等遗留在此的文人群体皆自命为“遗民”，有某种清初明末的“遗民”情怀。在这个“遗民”圈子里，他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闭门谢客”者即如同明末“逃禅”的狂士山人，“出门做事”者即如同明末出山迎奉清廷的“新民”。换句话说，周作人认为只要不再“闭门读书”，走出家门，即是“出家”;他投日事伪之时，即为“僧腊”之始。当然，他或可称自己有某种“家累”之苦衷，还有某种“道义事功化”之信条，只能“出家”去追求事功。不管怎么说，周作人的“出家”，就是“出门做事”的意思罢。

　　无论这种文化想象式的揣摩，是否理据充分，但也总算是把“出家”与“僧腊”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曾以明末遗民自命也罢，再以事功“新民”自许也罢，周作人终于“出家”，已成定局。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一点，周作人的“出家”，与“出家为僧”不是一回事儿。那么，他刻意提出“僧腊”一说，来含糊其辞，来故布疑阵，这其中又有何奥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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