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文选 作者：唐骋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794-4 定价：98.00元 出版时间：2015-06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思想市场上的“乱象”，并非如轻佻之辈所言是无关痛痒的口水仗。它实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该怎样解释及其应对之道。这种渴求又激发了对新讯息、新学说的强烈好奇心，它是如此强劲，并且借助外来资源、大众媒介，其声势、规模和深度均超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试图满足这种需求的“思想供应商”多种多样，除了在启蒙与救亡的大方向上勉强能保持共识，在以何启蒙、何以救亡等问题上则分歧迭出、针锋相对，以至于所谓“共识”只具有修辞意义。

　　《观察》是众多思想供应商里的一家。那么，在夭折六十余载、同时代刊物多被遗忘的今天，为何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提起这本老杂志呢?

　　从思想传承看，《观察》和《现代评论》(1924—1928)、《新月》(1928—1933)、《独立评论》(1932—1937)等杂志属同一条脉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这些刊物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国的转型目标，为达此目标则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分析时局、引介外来文明，从而既避免激进手段对社会造成的大破坏，又要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收循序改良之效。到《观察》时期，此种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调适的倾向更为明显，且代表了知识阶层的主流理念。这就不能不提及《观察》的创办者储安平。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文系(一说政治系)，起初热衷文学创作，受《新月》主编徐志摩赏识，曾出版过小说集《说谎者》。不过储安平的最大理想是出洋求学，为困境中的祖国找寻一条通往民主自由之路。辛苦筹措到学费后，他于1935年奔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政治学家、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潜心研究英国历史和政治制度[1]。

　　拉斯基是费边社核心人物。费边社由韦伯夫妇、萧伯纳等创建于十九世纪末，采古罗马将领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与各阶级利益，通过非暴力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推进社会变革，实现社会正义。此即“费边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拉斯基成为费边主义的领军人物。他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罗隆基、张君劢、王造时、吴恩裕、金岳霖、费孝通、张奚若、萧乾等中国学者皆曾慕名而来，由此，拉斯基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理念风靡中国知识界，并在思想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理念契合而形式松散的同人群体。

　　抗战爆发后储安平回国，著有《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1945年他在重庆与张稚琴合办《客观》周刊，并任主编。十二期后他离开重庆，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另起炉灶，缔造《观察》。而前述诸人中的吴恩裕、费孝通、张奚若，都一直作为特约撰稿人名列杂志封面。这就难怪储安平被目为“拉斯基传人”了。

　　关于《观察》的缘起和宗旨，本书选录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阐述得非常清楚，它也是《观察》的发刊词，此处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致胡适信里，储安平如此剖白心迹：“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第166页)这表明，当“国共对决”之势已成，自由知识分子倍感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亟需寻找“杨(极端利己主义)墨(集体主义)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具体而言，《观察》选取的道路是以书生论政为径，又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储安平自己从未涉足政治漩涡。这与傅斯年对胡适的忠告相契合：“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据此，储安平为杂志奠定了基调：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谢泳先生曾考证，蒋经国曾透过经济学家笪移今资助过《观察》并成为股东，但这并未影响储安平的立场，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说，《观察》自始至终靠订户、零售所得来运营，未得官方的直接资助，更没有武力后盾，可将其视作“市场化媒体”。

　　为经营好杂志，储安平每半年会撰写一篇“报告书”做总结，从中能看到，为扩大销路，他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例如今日商家仍惯用的“饥饿营销”。值得称赞的是，在金融大崩溃的1948年，《观察》的销量不跌反升，遍及沿海和内地的各城市乃至边疆省份，连“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广大职业群众也热心阅读。这反过来说明，在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人民对思想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

　　但思想市场从来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要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1948年11月6日，第五卷第十一期的《观察》刊登了储安平的《一场烂污》。针对破产的金圆券改革，他怒斥国民党政府：“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此文惹恼当局，于是数“罪”并罚，12月25日杂志社被封。

　　尽管1949年11月《观察》一度复刊，却已今非昔比。而因为储安平以及诸多《观察》撰稿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关这个人、这个群体、这本杂志的往事长期尘封。不过，随着近些年对民国知识分子、民国思想的关注度提高，《观察》又回到公众视野。张新颖编的两卷本《储安平文集》，谢泳先生编著的《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与<观察>》，特别是岳麓书社的《观察》影印本，对发掘和认识这份杂志及其撰稿人有重要贡献。我们编选这本《<观察>文选》的目的，也是将那一群人在那个年代的所思所言，将他们的灼见也好谬论也罢，真实地呈现出来。

　　《文选》以岳麓书社《观察》(全六卷)影印本为底本，选录自1946年9月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期间的77篇文章，分为时局分析、《观察》立场、经济观点、各地通信、理念探讨和领土问题等六个类别。由于《观察》刊载的文章甚多，编选时须有所侧重，为此编者确定了两个原则：其一，以经济评论类文章和各地通信为选编侧重之点。由于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最终经济总崩溃，严重侵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权益，因此，财政和经济成为1946—1948年间知识界、军政公教人员及普通市民最为关切的问题。同时，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学者们也表达了自身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梳理这些文字，有助于后人较完整地把握民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题的思考和探索，为观测当时的“思想光谱”提供了极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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