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 梳理百年儒教兴衰历史，接续千年中华文脉传承。 作者：韩星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718-0 定价：49.00元 出版时间：2015-07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精彩节选

　　自序 我的儒教观

　　“儒教”的概念史书上就有，并且一直都在使用。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后又见于《晋书·宣帝纪》：“博学恰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唐王维《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唐朝《封氏见闻记》也把儒教单列出来：“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近代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中认为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与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论，逐渐取得了优势。因为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所以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1]。任继愈又重新使用了儒教这个概念，他撰写了《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再评价》等一系列论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历史地位愈来愈高，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清末儒家学派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逐渐被神化。认为儒家宗教化是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扶植有密切关系，一些封建士子和孔子后学也积极参与了儒家的造神活动。他们共同“尊孔读经”，致使儒家从一个学术流派逐渐向“宗教”演变，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被为教主的地位。[2]他对儒教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他对儒教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合法性是没有疑问的。任氏弟子李申在其师基本观点的基础写出皇皇巨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3]及其《中国儒教论》[4]，以儒教为定论，更是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儒教是教非教的大争论再次使儒教成为当下的流行词汇，似乎学界和民间都认可这个概念。但是，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怎么正确理解儒教的“教”?儒教已经成为历史遗产还是有必要复兴?是否能够复兴?等等，目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有争议。在这些争论过程中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简单地以“是”与“否”来回答。其实，历史上儒家的“教”不仅仅是狭义的教育之教，更有教化、宗教的含义。[5]

　　现今人们受西方宗教的影响，以及百余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不休，一见“儒教”这个词很容易就被认为是宗教。这是我们文化断裂，儒家之道隐而不彰，西学西教宰制我们文化的结果。我们应该寻根溯源，正本清源，确立自信，逐渐摆脱西方的宰制，寻求保合太和的大道。人与道的和合，就是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其实天人合一的说法乃是受到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分立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传统的说法是天地人三才相参相合。三才之道就是本原之大道的分化，其要点是天地人各有特性而浑然一体，各有特征而可以相参。人居天地之中，为万物之贵，起着主体性的作用，故最终还是以人道为主——主动、主体。所以，儒教以道为教，最终落实的还是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义精神。我们理解的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

　　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往往是通过相互联系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指儒家在内在心性修养中有“内在超越”的宗教体验，如《孟子》、《中庸》的“诚”，《大学》中的定、静、安、虑、得，都涉及儒家的宗教性体验与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三祭之礼。三祭之礼是宗教性礼仪形式，所以也能使人们产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外在超越”的宗教性体验。[6]

　　“孔教”之称也见于史书，如《汉书·儒林传》：“授经诸儒皆孔教也。”《晋书·阮籍传赞》也有“老篇爱植，孔教提衡”等。现在一般所说的“孔教”是指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康有为、陈焕章等为挽救儒学危机，重建儒学而提出将儒学转变成儒教，即孔教。康有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新为孔子做历史定位，认为孔子是中国万世之教主，其目的则为了保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陈焕章等不遗余力地发掘儒教的“神性”，将儒教定义为正统的宗教，使传统儒学上升为民族宗教。孔教的成员们曾为倡导将孔教定位国教做出艰辛的努力，力求为传统儒学找到合法的依托，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孔教在大陆失败以后20世纪30年代到海外发展，陈焕章在香港建立了孔教学院一直到今天汤恩佳博士已经是第五任院长，香港孔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每年春节都举行联谊会，也是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性宗教之一。

　　儒家经典《中庸》提出“修道之谓教”，历代对“修道之谓教”虽然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大致都是说所谓“修道”指的是修学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是以人伦为主体的人道;“教”是说这是一种教化过程：对他人而言是教化、教育，对自己而言是自修、自证。《中庸》将人们的这种对圣人之道的修学称为“教”，可见此时的“教”是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一致的。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儒家讲修道之教，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的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儒家经过自我修养(修己)基础上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教统”[7]上的体现。

　　近代以来，否泰相交，民族国家遭遇千古奇变，文化传统破坏殆尽，现在正逐渐回归大中至正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全面的，儒家文化的复兴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儒学与儒教可以并行不悖，不但在学术上是可以交叉的，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儒学是儒教的学术基础，儒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结合，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具体地也就是儒学、儒教与儒商的结合或联合。儒学、儒教、儒商是在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三个根本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理性的思考，儒教为国民提供精神的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经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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