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胡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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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胡希明

我的母亲胡希明

作者:江琴 徐琪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7110-1

定价:28.00元

出版时间:2016-09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一辆快车,从北京到福建几乎没有停过几个站。有一站停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登上了我们的车厢。她身穿一件与其他人一样的军绿色夹克,不过她的夹克很新,好像还没洗过,布料还有亮亮的光泽。她的座位上只有她一个人。我本以为火车上没有提供食物,结果一个男服务生立刻给她端上一盘切好的西瓜。她只吃了一口,便把手一挥,冷冷地命令服务生把盘子拿走,原因是西瓜不够甜。

  我对这个女子很感兴趣。随后写了一张字条递给许义,问他这个女子是否有特殊身份,她的父亲是个有权势的人吗?还是她的爱人是个领导?虽然我们一直很小心地用英文写字条,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撕碎了这些字条,并且把它们丢出了窗外。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谁也不想招惹任何麻烦。

  不久,这个女子躺到座位上,准备小睡。当她睡着的时候,一只鞋子落到了地上。我发现她的脚后跟非常光滑,如同丝绸一般。很显然,这个女子从未遭受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受过的苦,她看起来像不曾做过一天体力劳动。我判断她若不是来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庭,就是与这样的家庭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我把这件事记在脑海里,准备见到父亲时问他。

  父亲安排我和许义在我们住的酒店见面,他没有来火车站接我们。我明白父亲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那个年代情况复杂。我们打算在酒店吃饭。父亲告诉我们他的继女建美也会来。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我和父亲尴尬地握手,然后彼此对视很久,都没有说话。父亲身穿陈旧的衬衫和简单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塑料凉鞋,头发灰白。我惊奇地发现,与我的大骨架相比,他显得如此瘦小。

  饭后,父亲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抱歉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自从当上记者,我便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仔细研究了他的五官,发现除了眼睛以外,他与母亲床头柜上照片中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是我的父亲吗?

  建美递给我一大袋荔枝,打断了我的思路。她轻声说道:“这是本地土特产,是从我姐夫工作的果园里采来的,爸爸说你可能会喜欢。”

  我转过身来看她,她已低下了头,躲避着我的目光。我感到建美也许对我的出现感到不安。我是父亲亲生的女儿,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她是继女。当我父亲与她母亲结婚时,她只有十岁或十一岁。虽然如此,她熟知父亲,而我对父亲很陌生。她很自然亲切地喊他“爸爸”,而我这一辈子从未喊过任何人“爸爸”。她一定以为我憎恨她,但事实上,我羡慕她。

  建美饭后先走了,因而我有机会与父亲单独相处。他低声说道:“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在这里!”他的表情掺杂着内疚与高兴。内疚的是多年来没有在我身边陪伴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团聚,而且知道我很好。

  随后,他哭了。我想安慰他,但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我能说什么?近二十五年来我头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我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擦拭了眼泪,递给我一张小照片。“这是你的照片,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无数的图钉洞布满了这张旧照片的四角。它是我六七岁时拍的。照片上的我,梳着两条粗粗的系着缎带的大辫子,我穿的毛衣上面绣着“郑”字。这是我的姓。母亲在毛衣上绣了这个字,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凝视着父亲,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海洋、距离和时间也许使我们分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因为他始终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我需要知道的太多了。不仅仅是为了了解父亲母亲以及他们之间不平凡的经历和感情,更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认识我是谁。不巧的是,1976年不是问这些问题的适当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但是父亲仍然顾虑重重,害怕说错话。因此,我想知道的答案,只好等到他以后再说了。

  虽然不容易,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接受这个面容憔悴的男人为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说父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说话时精力充沛、充满激情,他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母亲把父亲吹嘘得像是一个巨人,可我从父亲身上一点也没感觉到。

  傍晚,父亲主动提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是如何等待了我们十七年,可是在一次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一位孀居母亲帮助了他。终于,他们越走越近,最后结了婚。“她有两个女儿,她们让我想起了你和你的妹妹。”他慢慢说道,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恳求我的谅解。

  我很感谢我的继母救了父亲。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由于是贫民出身,父亲与她的婚姻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他不必再担心被划成右派分子而受到迫害了。

  我送给父亲一些从美国带来的维生素,送给他的妻子一瓶洗发精和润肤露,并向他保证这些东西价格并不贵,不是奢侈品。对我的父亲来说,有海外关系已经很糟了,我不希望他因有来自西方的礼物而惹上麻烦。

  我和许义只能在福建停留一天,随后我便要前往香港。在我的脑海里,我依然可以听见地震声隆隆作响,依然无法忘记北京饭店的墙被撕裂成两半的惨状,更抹不去我们冒着掉落的尘土和碎片从五楼往下冲的画面。几十年来的破坏性战争和“文革”已经使中国伤痕累累,地震又再一次使得中国深陷悲哀的泥潭,疲惫不堪的中国人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在亲历灾难、与父亲团聚之间,我已经目睹了太多。在中国的三个月让我感到精疲力竭,我恨不得赶快回家,重新过上正常生活。

  此时,许义也准备启程返回北京。在我们来北京之前,他就计划在行程结束后留在北京,他已经在一所大学申请了一个研究职位。他认为中国政府会欢迎他回来作贡献。事后我们才得知,他的希望既无用,又可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大学和研究中心都被关闭了,他要在哪里才能找到研究职位呢?

  许义跳上火车时,对我说:“等我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你就过来。”

  虽然许义非常乐观,但我的父亲却充满担忧。他知道我们这次的分离可能会很久,家庭离散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然而,父亲一言未发,他只希望我们的海外身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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