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认识实践的功能。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认识功能，即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客观事物，包括人们的实践。这就象语言学理论一样，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提高人们的说话和演讲水平，但却能深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这里我们也许还可举一个译学研究以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整个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认识作用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George Steiner(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11]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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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6－10页。[2] 前一套丛书已经出版了13种，包括许钧的《翻译思考录》、谭载喜的《翻译学》等，后一套也已出版了4种，分别介绍了美、英、法、苏四国的翻译理论。[3] 《巴别塔文丛》共12卷，2002年出版。[4] 傅雷：《翻译经验点滴》，载《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5页。[5]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6] 李克兴《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出路》，载《译学新探》，青岛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7] 许渊冲《关于翻译学的论战》，《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1期。[8] 袁枚：《答友人某论文书》，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9] 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页。[10] 参见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5页。[11] 乔治·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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