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的运动在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资本主义之内“大闹天宫”。所以，这里不应出现任何误解。西方强权可以与“伊斯兰国”共存。至于普京，问题更加严重：如何在地缘政治方面遏制俄罗斯，乃当务之急。不要忘了，普京的崛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于动荡时期的叶利钦时代结出的果实，那时西方经济顾问帮着西方羞辱俄罗斯，并将其毁灭。所以说，尽管美国已经正式向“伊斯兰国”宣战，尽管人们总在谈论与俄罗斯开战的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却来自温和稳健的左翼激进联盟。
看到这三种威胁是相互关联的，至关重要。这倒不是说这三种威胁是同一个敌人的三副面孔，而是说它们展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同一个内在“矛盾”的三个方面。“伊斯兰国”不是隐藏在普京背后的真相，甚至不是隐藏在左翼激进联盟背后的真相，相反，只有以左翼激进联盟为化身的左翼转向才能有效地使我们战胜宗教激进主义威胁。“伊斯兰国”，变态的现代性在《沙尔利周刊》总部，发生了疯狂的屠杀。《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又译《查理周刊》，法国讽刺漫画杂志，创建于1970年，经常对宗教和政治冷嘲热讽。2015年1月7日，该刊总部遭武装分子袭击，结果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是法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思考这场屠杀的恰当时刻并非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能够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对事件进行思考。思考这场屠杀的恰当时刻是心潮澎湃之时，那时我们全都惊魂未定，惶惶不可终日。事后的冷静思考无法促成更加平衡的真理（more balanced truth），而是使形势变得正常，同时允许我们避开真理的锋芒。思考的目的在于超越普遍团结（universal solidarity）表现出来的凄美之情。
这种凄美之情爆发于疯狂屠杀的翌日，在2015年1月11日（星期日）达到登峰造极。那天出现了一道景观：从卡梅伦到拉夫罗夫，从内塔尼亚胡到阿巴斯，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大佬携手并行。如果还有什么形象能够暴露虚伪的矫情，非此莫属。巴黎的游行队伍走到某个匿名公民的窗下时，他用大喇叭播放了欧盟的非官方“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给内塔尼亚胡和同伴们携手共进这道令人作呕的景观添加了政治媚俗（political kitsch）的佐料。要知道，应为我们深陷其间的混乱承担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些领导人。尽管我绝对是个无神论者，但我觉得，即使在急于以和《沙尔利周刊》精神相当的淫荡性干预世事的上帝看来，这如此做派也实在淫荡得过分。就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站在周刊总部前面拥抱医生、周刊专栏作者帕特里克·佩卢克斯（Patrick Pelloux）时，一只飞鸟把粪便排泄到奥朗德的右肩上，站在周围的周刊员工竭力控制那难以抑制的捧腹大笑。这是实在界对这个令人作呕的仪式所做的真正神圣的回应。
而且，实际上，真正的《沙尔利周刊》要摆出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在周刊的封面上发表一幅巨幅漫画，残酷和粗俗地嘲弄这个事件。画面上要有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拉夫罗夫和卡梅伦以及其他成双配对之人，让他们热情地拥抱和亲吻，同时让他们在背后磨刀霍霍。此外，法国近期发生的事件还有一个多数人似乎不曾注意的细节：不仅出现了上面写着“我是沙尔利”的贴纸和招贴，而且出现了上面写着“我是警察”的贴纸和招贴！这种在大型公众集会上表现出来的全国性团结，不仅是跨越所有种族团体、阶级和宗教的全体人民的团结，而且是人民与专司秩序与控制的武装力量（forces of order and control）的联合（或许这一点最为重要）。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法国在下列方面独一无二：警察是残酷笑话的永恒笑柄，在这些笑话中，他们被描绘为愚蠢和腐化之人。如今，在《沙尔利周刊》屠杀风平浪静之后，警察备受欢迎和赞美，被当成了发挥保护功能的母亲来拥抱。被拥抱的不仅有警察，还有特种部队（在1968年五月风暴时，有人对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怒吼，说它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党卫军”）、秘密警察和整套国家安全机器。斯诺登[2]或曼宁[3]却在这个新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或者用雅克－阿兰·米勒的话说：“除了贫困不堪的阿拉伯或非裔青年，对警察的怨恨已经销声匿迹。在法国历史上，这无疑是前所未闻之事。”[4]在这个罕见的特殊时刻，人们在世界各地和法国偶然看到的，是“保护民众，使之不受外部入侵的国防军对民众的感染。但是，有谁见过民众对专门进行内部镇压的武装力量充满爱心呢？”因此，恐怖主义的威胁成功地做到了它本来无法做到的事情：以某种类似于法国民众版的、为民众欢呼的《爱国法案》之类的东西，使1968年的革命一代与其死敌实现了和解，使人民自觉地接受了监管。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巴黎的这些狂喜瞬间，当然展示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它们使人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敌，而敌人的迷人出场立即消除了所有的对立。所以，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瞬间把什么模糊掉了？把某些东西模糊掉，如此做派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当然，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谴责屠杀，把它视为对我们的自由的进攻。我们应该谴责屠杀，而不带任何隐含的告诫，说什么“无论如何，《沙尔利周刊》还是过分刺激和羞辱了穆斯林”。更加广泛的、发挥缓和作用的语境，我们应该拒绝提及。
有人说，攻击《沙尔利周刊》的那对兄弟，深受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做出的恐怖行径的刺激。好吧，即便如此，何以他们不攻击美国的某些军事设施，而是跟法国的一份讽刺漫画期刊过不去？有人说，在西方，穆斯林实际上是不被宽容和利用的少数族裔，但非洲黑人的处境还不如穆斯林，他们却没有参与爆炸和屠杀活动，这又该作何解释？如此提及复杂的背景，自有其问题。其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希特勒：他成功地利用了《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尽管如此，动用我们可以自行支配的一切手段抗击纳粹，是完全合理的。关键并不在于诱发恐怖主义行为的悲情的真与假，而在于作为对不公正做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政治－意识形态事业。所有这些都是不充分的。我们应该深思，而且这样的深思与下列做派无关：使罪行廉价地相对化，说什么“我们西方人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可怕的大屠杀，我们这些罪犯有什么资格谴责这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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