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深思与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左翼（liberal Leftists）的病态恐惧——害怕因为怀有伊斯兰恐惧症而内疚——更无关系。在这些假左翼看来，对伊斯兰的批判，都要被视为西方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都要予以谴责。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遭到谴责，因为他不必要向穆斯林发起挑衅，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判他死刑的伊斯兰教令负责，等等。采取这种立场导致的结果，可在下列案例中见出：西方自由主义左翼越是深究这种内疚这里的内疚，即“因为怀有伊斯兰恐惧症而内疚”中的“内疚”。就越是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竭力隐藏自己对伊斯兰教仇恨的伪君子。这一兴奋丛（constellation）完美地复制了超我陷身其间的悖论：你越是满足大对体（the Other）提出的要求，就越是感到内疚。仿佛你越是宽容伊斯兰教，它施加于你的压力就越强大……开篇就提出的优质问题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是前现代现象还是现代现象？如果你问一个俄罗斯的反共产主义者，哪一种传统是导致斯大林主义暴力行径的罪魁祸首，你会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某些人把斯大林主义（广而言之，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俄罗斯实施西式现代化的漫长历史的一页。这一传统即便不始于伊凡雷帝，也始于彼得大帝。某些人则归咎于俄罗斯的落后，归咎于一家独大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依前者之见，西式现代化的推进者残酷地打断了俄罗斯传统的有机生活，以国家恐怖行径取而代之；依后者之见，俄罗斯的悲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在没有民主传统的落后国家。这岂不类似于（到目前为止）以“伊斯兰国”为极端表现形式的宗教激进主义？有人认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反殖民主义的再次觉醒这一漫长历史的一页（一战后列强随意划出的国界线正在被重划），同时还是反对全球资本破坏国家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使人如此惶恐不安的，却是“伊斯兰国”政权的另一个特征：“伊斯兰国”的公开声明表明，国家权力的首要使命并非调整民众的福利（卫生保健和战胜饥饿）；真正重要的是宗教生活，是要所有的公共生活遵守宗教律令。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或多或少，“伊斯兰国”总是对它治下的人道主义灾祸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他们的格言是：“呵护宗教，福利自然会好。”把下列两者割裂开来的鸿沟就出现在这个格言中：一者是“伊斯兰国”信奉的权力概念，一者是西方用以管理生命的“生命权力”（bio?power）概念。“伊斯兰国”的当权者彻底拒绝“生命权力”概念。这使得“伊斯兰国”成了单纯的前现代现象？成了使历史进步的时钟倒转的绝望努力？这里的反讽在于，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通常在以法国大革命为化身的社会世俗化中发现了西方的错误转向，我们还是能够争辩说，就其组织形式而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未生活在中世纪，他们是现代西方哲学塑造出来的。
想要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暴力的来源，必须审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印度/巴基斯坦思想家艾布·艾阿拉·马杜迪（Abul A?la Maududi）看来，作为“伊斯兰国”这个当代术语的起因，法国大革命“展示了这样的希望：‘把国家建立在一套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族或国民之上。在马杜迪看来，在法国，这种潜能已经凋零。它的丰功伟绩必须要等到一个‘伊斯兰国’的出现，才能彰显出来。”“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国家创造了自己的公民。任何东西都不允许出现在公民与国家之间。”“与共同体、民族或历史分割开来的这个普遍公民（普遍的公民），处于马杜迪有关‘伊斯兰公民’（citizenship in Islam）的愿景的核心地带。”“如果说‘伊斯兰国’具有深刻的现代根源，那么它的暴力亦复如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不仅杀戮，他们还致力于羞辱，如同我们在上周看到的那样：在把叙利亚预备役人员押往他们的死地时，只让他们身穿内裤。”[5] 尽管这个评论有其真实性，但它的基本论点问题重重。它过于接近西方人所做的在政治上正确的自责——“如果第三世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不管怎么说也是（新）殖民主义导致的结果。”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把“伊斯兰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是纯粹形式性的。这无异于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把它们视为同一个“极权主义”的两个版本。一套表面相似的极端压迫性措施，不仅模糊了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意识形态内容，而且模糊了压迫性措施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比如，在纳粹主义中，并不存在与前苏联肃反运动类似的东西。在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时，不应依靠前现代的传统，不应依赖对前现代特定生活方式的防御。这么说的理由很简单：如此这般重返前现代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全球化已经影响了抵抗全球化的形式。那些因为传统面临全球化威胁而反对全球化的人，都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形式来反对全球化的，也已经说着现代性之语言（language of modernity）。他们使用的语言的内容可能是古代的，形式却是超现代性的（ultra?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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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又译“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2002年创建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该组织以反对西方文化和教育为宗旨，主张在尼日利亚北部各州实行伊斯兰教法。2013年，尼日利亚总统宣布“博科哈拉姆”为恐怖组织。2014年，该组织绑架了近300名女童，名声大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译者注【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作者注”外，均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深知，在某些读者看来，译者所注实属狗尾续貂，但对某些读者而言，这些注释确有必要，并非别生枝节之举。】 [2]斯诺登（Snowden，1983～ ），即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2013年6月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文档向外披露，因而被美国政府通缉。他先逃往香港，随后飞往俄罗斯，获准在俄罗斯临时避难，为期一年。2014年8月，获准在俄罗斯居留，为期三年。2015年2月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3]曼宁（Manning，1987～），即布拉德利·曼宁，美国陆军上等兵。2007年加入美国陆军，在美国陆军第十山地师服役，被派驻伊拉克，并负责情报分析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下载25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转交维基解密。事发后被捕。 [4] See Jacques?Alain Miller, “L?amour de la police”, blog written on 1/13 2015 and published on lacan.com ——作者注 [5] Quoted from http://www?the 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sep/09/isis-jihadi-shaped-by-modern-western-philosophy——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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