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本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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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书店出品。“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内容简介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前言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
二十年来的变化1
中国大陆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越来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高的新词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到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 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 年11 月的大清理*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我在1992 年到1998 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 2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JO 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3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 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 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4 22016 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21 世纪**个十年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5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6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20 世纪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21 世纪**个十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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