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天职 本书特色

1917年，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以学术为业》（本书译为更准确的《科学作为天职》）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这两篇演讲对学术与政治及其与信仰和职业的关系做了非常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畅销不衰的代表作。三联书店自1998年起即将两书合为一册出版，由冯克利翻译，名为《学术与政治》，列入“学术前沿”丛书。此书自出版迄今，每年重印一到两次，总印量应该在20万以上。　　2017年11月7日，是其中的一篇演讲《科学作为天职》发表100周年纪念，德国著名的韦伯专家、韦伯全集总编辑施鲁赫特曾于6月到访北大文研院，专门做了百年纪念的演讲，可见这篇演讲长盛不衰的国际影响力。11月7日，韦伯研究者、本书编者李猛应北大社会学系邀请，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同名演讲，以纪念一百年前这场著名的影响深远的讲座。　　本书即由国内新一代韦伯研究的领军人物李猛发起编辑，以作为中国学者对韦伯一百年前所提问题的当下回应，所以书的副题是“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我们时代的命运”是韦伯的语言，也是一百年前韦伯的核心思想关切。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李康翻译、李猛精心校订的《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全文；二是“韦伯与他的时代”，收录了6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回应或批评，作者都是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思想界的名家，如李凯尔特、舍勒、卡尔·洛维特、库尔提乌斯等；三是“韦伯与我们的时代”，收录了国内韦伯研究的四位中青年学者对韦伯问题的回应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这本书专门写就，渠敬东和应星分析了当下中国的大学、学术体制和青年学者的状况，深度回应韦伯百年前提出的深刻问题；李猛和田耕则侧重于韦伯问题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脉络，一一回应韦伯同时代人的挑战，同时直面中国当下的教育和学术问题，力图在韦伯问题的激发下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本书是地地道道的原创作品，从当下中国非常重要又棘手的问题——大学、教育、学术研究——出发，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本书用同样的问题串起了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西方（德国、美国）和中国，它会带给深陷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后倍感茫然和无聊的新一代科学和学术工作者深刻的共鸣和思考。　　三联同类书关联：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　　[德]马克斯·韦伯 著 甘阳 编选　　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即出）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李强 译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李猛 编　　理性化与普遍历史：韦伯文集 （即出）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李猛 编　　韦伯的晚期社会学（即出）　　[德]施鲁赫特 著 迟帅 译

科学作为天职 内容简介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有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靠前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

科学作为天职 目录

编者说明
科学作为天职 马克思·韦伯著 李康译
**部分： 韦伯与他的时代 吉砚茹译
科学的天职 卡勒尔
科学的革命 特洛尔奇
韦伯论科学作为天职 库尔提乌斯
韦伯及其科学观 李凯尔特
哲学还是世界观学说？ 舍勒
韦伯对哲学的排斥 舍勒
韦伯的科学观 洛维特
第二部分：韦伯与我们的时代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 渠敬东
“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
——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应星
指向价值的行动
——“科学作为天职”与韦伯科学学说中的价值理性化 田耕
专家没有精神？
——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 李猛

科学作为天职 节选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科学作为天职》编者说明　　李 猛　　1917年11月7日周三晚八点，接受德国自由学生联盟巴伐利亚分会（Freistudentischen Bund. Landesverband Bayern）的邀请，韦伯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以“科学作为天职”为题做了一场演讲，这是“脑力劳动的职业”（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讲的**讲。[1]德国自由学生运动一直关注德国大学生经常面对的文化政治问题，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体制特有的专业化与职业的问题。当时对“青年文化”影响巨大的教学改革倡导者维内肯（Gustav Wyneken），[2]强烈反对将高等教育视为单纯的职业培训。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战前也撰文尖锐批评政府官僚与资本主义的职业工作，斥其为吞噬一切的巨大机器。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在自由学生运动中相当活跃的青年学生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在1917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与青年”（Beruf und Jugend）的文章，将“职业”描述为现代世界中具有致命力量的可怕魔王，与古希腊世界中人的完美处境相比，“职业”在现代欧美“人”的谋生与精神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断送了青年人完整的灵魂，使现代人的生活沦为扭曲与倒错的不幸处境。在这篇尖锐文章的触动下，巴伐利亚的自由学生联盟，决定邀请一批“专家”，探讨在现代世界中生活与精神的关系，尤其是脑力劳动作为职业的情形。曾经撰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被视为是处理这一主题的绝佳人选。　　按照韦伯演讲的惯例，“科学作为天职”并没有预先写就讲稿，而只是准备了演讲关键主题的简要提纲。[3]洛维特多年后仍然对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这演说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震撼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可真说是一种救赎”。[4]　　一次告诫听众不要等待先知与救世主的演讲，却意外留下了“先知”与“救赎”的印象，[5]无疑反映了当时听众的普遍渴望。　　在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前不久，韦伯刚刚参加耶拿书商狄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在图林根的劳恩斯坦城堡（Burg Lauenstein）召集的非正式聚会，在5月和10月两度与桑巴特(Werner Sombart)、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许多文化人以及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韦伯曾戏称以往类似的聚会为“世界观的百货商店”（Warenhaus für Weltanschauungen）。但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尤其受到韦伯“个性与理智诚实”的感召，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够引导他们。韦伯夫人记录了年轻一代当时的情绪：　　“年轻人则由于拒绝一切传统价值，尤其是持续导致战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与老一代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更单纯的存在，新的共同体，新的信念。在他们眼中，这个与上帝相异的世界，已经到了该被摧毁的时候。他们期待着新世界，一个超越国族联合在一起的新世界的降生，在这个新世界中，*终占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团结与社会主义”[6]　　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青年渴望的是韦伯拒绝担当的领袖或者先知。而韦伯之所以“主动接受”“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邀请，或许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青年。　　1919年年中，在演讲速记稿的基础上，经过彻底的修订，《科学作为天职》正式出版。[7]部分因为韦伯于1919年1月28日在同一演讲系列中又做了“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加上韦伯夫人在韦伯权威传记中的错误说法，许多人误以为两场演讲时间相距不久，并误把“科学作为天职”看作是针对1918年战后政治气氛的言论。　　《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后不久，年仅56岁的韦伯就于次年不幸离世。但这篇不长的文章却在德国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来自诗人格奥尔格圈子的文人卡勒，在《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前，[8]就大声疾呼“科学的危机”（Die K risis der Wissenschaft, 1919年5月），但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对大学中专业化科学的批评，在战前就是受诗人格奥尔格（Stephen George）强烈影响的文人圈中屡见不鲜的话题。在推崇迷狂与灵感的诗人及其追随者那里，“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这样一种维拉莫维茨式的科学精神，太过技术化，缺乏人性和创造力。[9]因此，当右翼文人克瑞克（Ernst Krieck）倡导“科学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1920），卡勒立即撰文响应这一主张，并以此旗号抨击以韦伯演讲为代表的“旧科学”。正如特洛尔奇在评论中指出的，这篇文章，虽然言之尚未成理，但却代表了战后一代青年对“旧科学”的不满。卡勒尔对科学的“贬斥”，表面上是对韦伯演讲的批评，实质却是对大学和“旧科学”全面宣战的宣言，社会科学家萨尔茨撰文应战，“捍卫科学”（Für die Wissenschaft gege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chtern, 1921），从而围绕韦伯的演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仅熟悉韦伯思想的特洛尔奇与李凯尔特相继加入卡勒尔与萨尔茨的争论，青年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与资深的哲学家舍勒也贡献了相当重要的意见。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洪堡一代在建立德国大学时倡导的自由“教化”（Bildung）的精神理想，处在专业化的职业要求与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命的双重压力下，面临日益加剧的紧张与难以避免的分裂。这些争论，在我们这里，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　　直到今天，当一位学生对科学的职业产生了兴趣，有志成为一位学者，他的老师仍然可能会递给他一本《科学作为天职》，让他了解这一职业的苦辛，明白献身其中的巨大风险，希望他能三思而后行。然而，老师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篇意在劝诫的文章，却隐含了强烈而持久的感召力。在一个文化背景与生活处境相当不同的国度，韦伯的声音强迫我们思考，科学职业对于个人伦理生活的要求与意义，以及科学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使命与精神后果。科学仍然是个问题。无论作为外在的职业，还是内在的天职，科学工作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了纪念韦伯演讲发表一百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感谢李康为我们重新翻译了“科学作为天职”[10]一文,吉砚茹从德文翻译了魏玛时期科学争论的一些重要篇章（其中还包括洛维特在60年代对韦伯演讲的继续思考），渠敬东、应星和田耕从我们今天的处境出发重新阅读了韦伯的演讲，希望能继续韦伯当年的思考。　　李猛　　2018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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