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 本书特色

本书作为一部人类学专题研究论文集，由13篇西南民族志论文构成。内容涉及“仪式”、“人物类型”、“交换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在基于对前人的分类论和关系论的反思性继承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复合性”概念，用来概括这组研究所呈现的西南人文世界之面貌。

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文化复合性”的概念作为西南地区研究论文的连结，力图呈现西南地区的人文世界之面貌，从更长时段、以更广泛的视角对西南地区进行重新审视。

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 前言

导论
王铭铭 舒瑜
这是一部人类学专题研究文集，它由 13 篇西南民族志论文构成。我们将文章组织成三个部分。**部分由 6 篇论文组成，它们的切入点，都是仪式。杨渝东的论文聚焦于西南山地苗族的历史感。他指出，这一历史感充满着迁徙与安土重迁的对反，但迁徙不只是苗族历史感对立统一体的一面，它自身还演变为苗族信仰中的秩序和“内”与“外”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苗族之神圣性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山地苗族依靠一种永远走不出去的“内部”边界，把“外”与“分离”消解为暂时的、局部的、缺乏根本性的，从而始终保证“内部”的秩序性和神圣性。而这种信仰的表达，分层次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循环、家族的分离与再聚、族群的离散与重合的仪式当中。
汤芸的文章以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仪式景观——贵州黔中地区半边山河谷的“跳花场”为例，再现仪式中“互补性分化”与“对称性分化”的社会机制，揭示出存在于西南的神圣灵力之“他性”与“不可让渡”的文化逻辑。受结构理论启发，舒瑜的论文指出，长期以来，丰产仪式的研究视角仅仅局限在社区或族群内部，被视为本社区、本族群对自我繁衍、人物丰旺的祈求。这种内部视角缺乏对族群间关系的关注，往往忽视丰产仪式中所追求的“外部的丰产”或者说“邻人的丰产”.该文对云南诺邓盐井历史上并存的两套丰产仪式的细致分析，表明建立在内 - 外、自我 - 他者交换关系之上的丰产仪式，是要追求“整体丰产”,整体丰产使得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互惠成为可能。
杨清媚借西双版纳勐混镇的个案研究，呈现出由佛教和以勐神祭祀为核心的“巫”这双重宗教体系影响下的当地社会的历史。佛与巫两种宗教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其对立和角力关系构成了当地社会年度周期的仪式钟摆，而西双版纳社会，摆动在整体主义的等级社会和个体主义的平权社会两极之间，长期处在中间状态。
张原关注的是夹在汉藏两大文明体之间的嘉绒地区，此地，神山和房屋在空间象征上所具有深层次的同构性，而这种同构关系是在关系繁复的历史过程中被形塑的。嘉绒的神山创造了一种从“山上”来的文明形态，山岳不仅是文化自我界定的他者，也是社会秩序的源泉。
汤芸的另一篇论文“从神判看西南中国的‘礼治秩序’——以一个黔中屯堡村寨的降乩仪式为例”,分析1912~1914年之间发生于贵州黔中地区一个屯堡村寨内为平息家族祖坟争端而举行的一系列降乩仪式，对神判与官司之间的同构互为关系进行说明，从而指出“礼治秩序”中礼、法、俗相掺杂的状态。这篇论文揭示了西南与“礼仪”之复合形态。
第二部分由4篇论文构成，集中于 “人物类型”研究，揭示南诏-大理王权形态的关系内涵、平武白马土司与明朝官僚政治的关系、德钦地方“大人物”错综复杂的命运，及清代士人与西南土司的关系面貌。
梁永佳的论文对南诏大理的王权模式加以分析，指出，此地王权概念研究者呈现过的“陌生人-王”和“宇宙统治”两种模式，但其具体存在形式有所不同，陌生人-王是一个反社会的姻亲和客人，宇宙统治者是一个超社会的血亲和主人，两者“人物类型”在结构上相反，在历史上则互为补充。从南诏大理的王权模式上看，“宇宙统治”是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王”的王权模式，应该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纳入对西南政治文化的讨论中。
曾穷石的文章考察15世纪龙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土司修建寺庙——报恩寺所引起的纷争，以此探讨土司政治的区域运作形式。文章认为，土司修建寺庙，表达汉籍土司对官僚政治的向往。围绕修建寺庙，龙州土司与龙州当地土司集团、士大夫阶层交游往来，同时又通过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王朝高级官员的交际，取得外在于土司政权的力量的支持，并利用朝廷宦官专权的契机，投宦官王振佞佛所好，获得了明英宗的授权，完成了“不可为之事”.报恩寺的修建，是土司政治与帝国官僚政治角力的产物，反映了龙州这一偏远的地方社会与帝国的权力核心之间的互动。
刘琪借助历史文献与口述史对云南德钦一个地方“大人物”之死展开研究，指出，过往的分析并没有重视对超越结构的人物的研究。刘琪的论文表明，对人生史展开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展现西南地区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与混杂性，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图景。
李金花的论文分析清代士人顾彩所写的游记文本《容美纪游》，侧重于该文本所记述的山川景观。顾彩对容美土司区有“蛮夷之地”、“桃花源”与“仙境地”等多重印象，顾彩眼中容美土司所居的武陵山区，既是“蛮夷”之所在的山川，又是作为神灵之所在的山川。对顾彩来说，容美土司这一人物类型，则是此二者的结合体。对顾彩的“容美意象”进行的这项研究，一方面表明，古代中国士人的书写中是存在接近于民族志的文类和情结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华夏文明”的承载者而言，身处“蛮夷之地”的土司，是一种复合性的政治文化能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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