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收录3篇论文，都涉及到“交换与物质文化”专题。
其中，郑少雄的文章聚焦康定地区特有的交换方式——锅庄贸易，基于制度经济史和经济人类学的“贸易港”概念，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康定锅庄贸易所体现出来的贸易港特征，但他同时指出，康定与波兰尼的贸易港又存在重要的区别。这些区别反映出晚期帝国的特殊性，也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民族关系的一个参照点。以土司社会（锅庄是其内部*重要的组织要素之一）为中介，汉藏之间存在着包括生态、交通、贸易、族群、宗教等众多面向在内的有机政治联系，这种有机政治联系使得汉藏文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
尹韬的论文围绕西南地区一个汉族寨子婚礼中“酒”的种种场景，指出不管是“通神”还是“事人”,都需要通过“酒”来达到一种“其乐融融”而又“彼此有别”的场面。他进一步区分了“礼仪之酒”和“游戏之酒”两种形式，认为礼仪对人并非是简单的“控制”,它也给了人“释放”.在“释放”与“控制”之间，文化是要达到一种“夫礼以制中”的目的。
舒瑜的另一篇文章“关系中的”物“——一个盐井村落中的盐”,同样是以“物”为视角的研究。该文分析交换体系和献祭体系中的“盐”,从“盐”的角色考察云南诺邓盐井所处的“上下”、“内外”关系情景，强调指出，处在关系结构中的“盐”,在交换和献祭两套体系中展现出同构性。在作者看来，交换与献祭构成“一横一纵”的关系结构，构筑了诺邓人理解的人文世界。

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 目录

编者与作者 1
致谢_ 2
导论……王铭铭？？舒瑜？ 5
**部分
迁徙：山地苗族的历史心性…… 杨渝东？ 3
花场跳月：从仪式景观看中国西南多族交互共生……汤芸？ 25
丰产与交换：云南诺邓盐井的仪式和神话 ……舒瑜？ 53
双重时间体系： 一个西双版纳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_ ……杨清媚？ 81
嘉绒藏人的神山与家屋：在神圣历史中生成的社会结构_ ……张原？ 135
从神判看西南中国的“礼治秩序”:以一个黔中屯堡村寨的降乩仪式为例 _ …… 汤芸？ 171
第二部分
两种他性：有关南诏、大理国文献中的陌生人 - 王与宇宙统治_ ……梁永佳？ 195
既是土官不为例：十五世纪龙州土司修建报恩寺的纷争 …… 曾穷石？ 209
超越的幸运，抑或悲哀：对一个地方人物之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_ ……刘琪？ 255
士人、土司与山川：从一本游记看士人与“他者” …… 李金花？ 287
第三部分
清代康定锅庄： 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径_ …… 郑少雄？ 317
无酒不成礼： 对西南一个汉族寨子婚礼中“酒”的人类学解析 _ …… 尹韬？ 337
关系中的“物”: 一个盐井村落中的盐 …… 舒瑜？ 369
附录：西南研究答问录_ ……王铭铭__张帆？ 397
图片信息_ …… 418
参考文献

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 节选

迁徙——山地苗族的历史心性
杨渝东
一、“人往高处走”
我于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在云南省屏边县和平乡的山地苗寨S村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当地，有一句老话很流行，叫“苗族站箐头，汉族站水头”,意思是苗族生活在高山上，汉族生活在谷底靠近山溪水流的地方。这句老话，在我们**次进S村的路途中就得到了印证。由于我带有一张县一级政府的介绍信，作为这一地区*具资源动员力的国家机构，和平乡政府专门为我们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进村。由于所带行李众多，有专车护送，已经是感激涕零，脑子里再也不会去思考其它的问题了。等到上了路，车子在几天前滂沱大雨后留下的一个个泥坑中不停地蹦腾，并有几处就在悬崖峭壁的边上腾空而起的时候，我这才想起父母总在电话里叮嘱的话：安全**。在心惊肉跳地结束这段旅程之后，当时的我只顾暗自庆幸平安达到目的地，但在事过多年，尤其是完成了博士论文并根据论文改写为一本民族志出版后，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次艰险的上山之行，本身是一次极为难得地体验“文化震撼”的机会。
山高路险本是“自然”的景观，对“行路难”的咏叹也是自古有之，为什么我会在事后的反思中把这次行程当做“文化震撼”呢？文化震撼本意应当是研究对象的文化事项对研究者的一种感官或意识的冲击，而在上山之时，我还尚未见到山寨中的人，也没有受到来自他们的任何刺激，那我的感受怎么能算作是“文化震撼”呢，无非只是我胆小的明证罢了。其实，当我说它是一种文化震撼的时候，我的重点并不在“震撼”二字，而在于“文化”上面。自然的形态被赋予了人文的意义，自然也就变成文化的一部分了。上山的过程是“苗族站箐头，汉族站水头”这句古话在我身上的一次“身体化”展演。
作为外来者的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只认为它描述了两类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以及背后隐隐透露出的不公平感。但这次上山之旅，却让我对这句话有了“切肤之感”,那就是从“水头”到“箐头”之间，原来是如此艰苦而危险的一段道路。而在那句古话背后，自然还隐含着当地人对此的集体感受与记忆。更何况，这条遇雨而淖的公路是近年国家为“改善”山区少数民族交通状况而开通的，在这条路开通前，“水头”和“箐头”之间又是以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其艰苦程度岂不是要比此更甚么？因此，这样的“后顾之思”使得我把入村之行从“行路难”改而视作一次“文化之旅”,它让老话中的集体记忆在我身上展演，同时也在暗示着那是一次文化的跨越。但由于受到自己“文化预设”的局限，对这样一次跨越，当时的我几乎没有丝毫的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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