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 作者：洪永淼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61550076 定价：35.0 出版时间：2014-04-01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融入了许多苏联经济学当时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方向。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者的新著作和新教材被迅速引进，形成了现代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新热潮。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日新月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因此，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便迅速进入中国。1979年5月，以陈岱孙为代表的我国17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联名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之后，中国许多著名高校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改革开放后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与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渐高潮时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直接翻译出版国外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中国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已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自己著述这两条渠道进行的。在译著类著作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翻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权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经济学思维和研究道路。北京大学胡代光、厉以宁两位教授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年），武汉大学刘涤源、谭崇台两位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学说》（1983年）等，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学习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历史上起步较晚，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在严复校长的主持下，率先开设了经济学课程。1904年，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设立商科，经济学教育开始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最初教师以海归为主，教育和学术以西洋为师。新中国成立后，起先是以苏联为师，按照苏联计划模式发展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引进，翻译教材和原版教材大量进入课程体系，融入现代经济学内容的自编教材更是层出不穷。1979年北京大学陈岱孙等教授开始组织举办每周一次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共组织了43位专家，举办了60讲。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邀访华，在京做了3场宏观经济学讲座。在引进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过程中，对计量经济学给予了特别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于光远、许涤新和马洪等人倡导下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1979年中美建交后，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来年由克莱因牵头，在中国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980年6月，克莱因如约率领邹至庄、刘遵义、萧政、栗庆雄、安德森、安藤等6名教授，在颐和园举办了为期7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有100余名中国经济学人参加了培训。后来，克莱因教授被我国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其中包括我所服务的中央财经大学。

1984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与国家教委合办暑期教学班；1985—1995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的推动下，由国家教委和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福特培训班”举办，并创办了《中国经济》杂志，安排赴美留学生。“福特班”用外国师资培训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出国深造，一部分人学成后回国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其中就有洪永淼。1987年，国家教委在执行世界银行贷款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期间，国内外20多位著名专家在复旦大学召开的“财经专业教学计划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从不同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选定若干门作为财经类各专业共同必修课的建议，后经中方专家论证和教育部同意，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数学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会计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等11门课程为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并组织编写了11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1993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部分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基地班，进行经济学教育创新，培养经济学新人。1994年，邹恒甫在武汉大学创立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全面引进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设立数理经济实验班。同年，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世纪以来，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田国强、周林、李奇、艾春荣、洪永淼等一批在世界名校接受完整经济学教育并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应邀回国，在清华大学推进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国际化；后来这批人有的全职回国，有的仍然以特聘教授的方式在国内一批著名高校任教，有的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主导经济学教育改革。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以团队式引进海归教授的方式成立了“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对经济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在海外学成回国的经济学人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回顾和梳理这段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引进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到用这些所学到的理论来革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进而努力参与到国际经济学的对话和学术发展之中，这样的描述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历程。这些率先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人，后来成为运用两种语言、两种思想和学术资源的中国经济教育改革推动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政府和学校的有力支持，用增量带动存量的办学方法，把现代经济学的学术规范植根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之中。他们在传播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和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领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经济学百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起始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吸收，但中国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始终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轴。不论是民国时期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的草创阶段，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起伏跌宕的艰难探索，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创新，都是在矛盾、困惑和思想交锋中前行，都是以解决中国的发展为宗旨。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要义。改革、不断的转型也都服务于发展这一基本要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受到国际学界空前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2010年，当克莱因教授被问及中国何时能产生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时，他说：“当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提出理论性及科学性的说法，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转，并说服世界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时。大概5至10年吧！”这个期许，需要所有的中国经济学人共同努力，勇于创造，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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